二、《徙戎論》的提出及其歷史性錯誤

  中國自秦漢起作為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其客觀歷史過程是複雜的，人們的歷史認識過程也是複雜的。西晉時期，面對不斷內遷的各族和複雜的民族矛盾，江統提出了《徙戎論》，可以看作是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歷史認識過程之複雜性的一個突出的實例。《徙戎論》多達2000餘字，《晉書·江統傳》全文收錄，可見它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

  《徙戎論》的主旨是強調「《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觀念，對春秋戰國、秦漢、三國以來的民族關係的發展作消極的評價，進而提出「徙戎」的主張。江統寫道：

  夫蠻夷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舃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

  …………

  

  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徙戎論》的歷史性錯誤主要有三條。第一，對春秋戰國以來民族關係的歷史作主觀的、消極的以至錯誤的評價，認為夷、夏本不應有種種聯繫。因此批評漢光武帝對待羌族「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是錯誤的政策，又說曹操對待氐族「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權宜之計，一時一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第二，對「四夷」所持的偏見。這種偏見在春秋時期就出現了，但也不斷受到人們的批評，晉國魏絳和戎的主張和孔子對待夷族的態度，都批評了這種偏見。第三，是不承認民族關係的現狀，並企圖以強力來改變這種現狀，甚至認為關中之地根本不應有戎狄容身之地。

  江統的「徙戎」之論，在當時就遭到人們的批評，說這顯然是「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谷之人，遷乏食之虜」，後果是不難想像的。西晉統治者也沒有採納江統的建議。而當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紛紛崛起而建立割據小朝廷時，時人又「服其深識」。其實，十六國及後來北魏的統一北方的歷史，也並不是如同《徙戎論》的基調所演進的。關於這一點，隋唐時期人們的「天下一家」的觀念，重視寫多民族的歷史便是明證。上引《隋書·經籍志》的論點和杜佑的論點都是對《徙戎論》的有力批駁。

  史家吳兢在記述唐太宗君臣在有關「安邊」政策上的爭論，說明《徙戎論》的影響還是存在的，即便是名臣魏徵，也受其影響。貞觀四年（630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主張：「請於河南處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唐太宗同意此說。而魏徵表示反對，認為「尤不可處以河南也」。針對魏徵的反駁，溫彥博闡述說：「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余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可見，在華、夷關係上，溫彥博是堅定地反對「阻四夷之意」的。這時，魏徵便提出了晉武帝不用江統「徙戎」之言，是「前代覆車，殷鑑不遠」。而溫彥博則以「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為漢藩翰，終於一代，不有叛逆」的歷史經驗來證明自己的論點的正確。另一位大臣杜楚客支持魏徵的主張，認為「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這一次激烈辯論的結果，唐太宗「卒用彥博策，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157]。

  儘管唐太宗在後來的實踐中，也曾產生過「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158]，但他終究貫徹了比較穩妥的民族政策，在推進民族關係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但是，即使在唐代，人們在民族關係上，也存在不斷認識的複雜過程。史載，貞觀七年（633年）十二月：

  （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159]

  這個局面，跟南北朝時期南指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的局面，是兩幅格調迥然不同的歷史圖畫！在民族關係新發展的歷史事實面前，《徙戎論》的主張，顯得格外蒼白無力。

  唐太宗晚年同大臣們討論他在政治上獲得成功的原因時，有一個很好的總結：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群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160]

  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當然不會相信說他「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的頌詞的真實性，而他自己所總結出來的五條歷史經驗，確乎符合或近於他的政治實踐。特別是其中最後一條，即對於「中華」、「夷狄」的「愛之如一」，唐太宗把這一條看作是他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說明他對於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包含著一定程度的自覺意識。這種自覺意識並不完全是功利主義的反映，從他的修史詔書來看，這也是一種歷史認識和文化心理的反映。

  江統的《徙戎論》產生於兩晉南北朝民族大遷移、大融合的初期，它的「徙戎」主張，在兩晉時期沒有可能去推行，在民族大融合取得了重大進展的隋唐時期，則更沒有可能去推行。《徙戎論》作為一種關於夷、夏關係的歷史觀念，從江統撰文到唐太宗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大約350年左右，它的歷史性錯誤終於被歷史所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