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關於多民族國家之歷史的認識

  一、「諸夏」、「諸夷」與多民族的歷史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秦漢以後則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史學以其獨特的路徑影響著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史書對於多民族歷史活動的記載成為歷代正史的內容之一，從而對於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第二個方面，史書對於西周、漢、唐這些盛大朝代的歷史記載，既作為史學的形式又作為文化的形式，影響著周邊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發展。

  《春秋》、《左傳》這兩部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記載了諸華或諸夏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多民族的活動及其相互關係的歷史。儘管人們在夷、夏關係上存在種種不同的認識，但對於各族在一個共同的歷史舞台上從事征伐、會盟而建立起來的聯繫，人們都是承認的。晉國統治者回顧春秋前期的歷史，稱秦、狄、齊為「三強」[148]。秦國在穆公時「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149]，西戎成為秦國政治實體的一部分。而晉國在悼公時採納魏絳「和戎」主張，造成了「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150]的政治局面，在晉文公稱霸之後晉國「於是乎始復霸」。春秋末年，在魯國，季孫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151]。像這樣一些各族間的重大活動和密切聯繫，當時的史官多有記載，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家還記下了孔子較早地注意到各族在文化上的聯繫的史實。周景王二十年（前525年），魯昭公設宴招待郯子，有人問郯子：「少暤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對答如流，說出了許多典故。「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152]。孔子說的「學」不僅僅指官制，而是一個含義很廣的文化概念。孔子曾產生了要到「九夷」地區去居住的想法，或許與此事有關。《論語·子罕》記：「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反映了孔子對於各族間的界限有一種很開闊的認識。這些，都是有關多民族活動的歷史舞台問題。

  司馬遷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他在《史記》中記載了周邊少數民族的歷史，寫了《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分別按地區寫出北方、南方、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各民族歷史。這是一幅廣闊而又井然有序的民族畫卷，其中有些記載超出了當時和今日的國境範圍[153]。這樣一個多民族歷史格局在史學上的反映，只有在秦漢大一統的政治條件下才可能出現。《史記》、《漢書》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正史」的奠基之作，直至清初修成《明史》，歷代正史總匯為「二十四史」。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連續不斷的重要記錄，其中包含了豐富的民族史內容，在民族文化的觀念形態上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

  

  唐初君臣在規劃撰寫前朝史時，同時承認北齊人魏收所撰寫的《魏書》和隋朝人魏澹所撰寫的《魏書》的正史地位，並稱讚它們「已為詳備」。唐初史臣奉詔撰寫《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等「五代史」，其中《周書》同各史一樣，也處於正史地位。魏收《魏書》記鮮卑族拓跋部所建北魏、東魏史事，《周書》記鮮卑族宇文部所建北周史事，它們被尊為正史，反映了人們在歷史觀念上對民族關係的新認識。唐初史家重撰《晉書》以「五胡十六國」史事寫入《晉書·載記》，是把它視為東晉時期歷史的一部分。李延壽所撰《南史》、《北史》，繼承其父李大師的遺志，一改南北朝時期史家的「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154]的做法，貫穿「天下一家」的歷史觀念。唐初史家撰《隋書·經籍志》，於史部創立「霸史」類，著錄有關十六國史事的史書，其序云：

  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今舉其見在，謂之霸史。

  這是以官方文獻目錄書的形式，肯定了多民族歷史的存在和地位。中唐史家杜佑撰《通典》200卷，其《邊防典》以16卷篇帙，描述出了一幅宏偉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畫卷（有的部分涉及域外情況的記載），並從地理環境方面論述了「中華」與「夷狄」在歷史進程上出現差別的原因。

  宋、遼、西夏、金、元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大遷移、大融合時期，元朝的政治統一正是這一發展過程的總結。元朝的統治，在政治上出現明顯的民族分化政策，這是它不能同唐朝相比的地方。但是，元朝統治者對於遼、金、宋這三個不同民族的統治者所建立的皇朝的歷史，卻都是十分重視的。當時，有人提出了這樣的認識：「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155]修前朝之史，被看作是一個神聖的傳統。當然，元朝統治者修遼、金、宋三國歷史，也是為了「以見祖宗聖德，得天下遼、金、宋之由，垂鑒後世，做一代盛典」。這就是說，不論從史學上還是從政治上考慮，元朝統治者都認識到修遼、金、宋三國史的重要。從官方制訂的《三史凡例》來看，可以看出人們對於《春秋》、《史記》以來的史學傳統及其所反映出來的歷史文化心理的認同。《三史凡例》規定：

  ——帝紀：三國各史書法，准《史記》、《西漢書》、《新唐書》。各國稱號等事，准南、北《史》。

  ——志：各史所載，取其重者作志。

  ——表：表與志同。

  ——列傳：后妃，宗室，外戚，群臣，雜傳。人臣有大功者，雖父子各傳。余以類相從，或數人共一傳。三國所書事有與本朝相關涉者，當稟。金、宋死節之臣，皆合立傳，不須避忌。其餘該載不盡，從總裁官與修史官臨文詳議。

  ——疑事傳疑，信事傳信，准《春秋》。[156]

  文中所說「准《史記》」、「准南、北《史》」、「准《春秋》」等語反映出對史學傳統的認同，對歷史上不同民族所建皇朝之歷史的適當處置，都是從較深的層面上表現出一種共同的歷史文化心理。儘管元朝統治者在政治上實行民族分化政策，但在事實上卻又接受了孔子和漢、唐、宋等朝史家的歷史觀念，並承認是他們的繼承者。

  中國史學上，這種對多民族國家之歷史的認識與撰寫，是一個悠久的優良傳統，自明清而下至於近代，更有進一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