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興亡論」種種

  自漢初人討論興亡之後，三國以下，論者蜂起。這一方面是由於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皇朝更迭頻繁，另一方面是由於「風行萬里」的隋皇朝的驟興驟亡，從而使這個問題的討論始終具有突出的現實性。三國魏人曹冏的《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的歷史經驗教訓，分析曹魏面臨的現實問題，指出：「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根深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135]作為魏的宗室，曹冏已預感到曹爽、齊王芳將面臨「疾風卒至」、「天下有變」的局面。西晉陸機的《辨亡論》兩篇，寫出了三國孫吳興亡的歷史。作者作為吳國的遺民和名將陸遜的後人，對吳國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了：「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136]這裡說的「合其參」、「舍其參」，是指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因素對於政治興亡的關係。東晉史家干寶的《晉紀·總論》嚴肅地剖析了西晉滅亡的原因，認為它「創基立本」不廣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風、政風、世風的「淫僻」，人們「恥尚失所」，則是其敗亡的直接原因。他指出：「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137]這裡著重講了社會風氣跟政治得失的關係。

  這三篇討論興亡的文章，文辭都很好，因而被蕭統輯入《文選》，有很大的社會影響。隋唐時期，也有許多討論政治興亡的名篇。北宋李昉等所編《文苑英華》，內中有三卷為「興亡」論，所收作品都是隋唐人的撰述。它們是：隋盧思道的《北齊興亡論》、《後周興亡論》，李德林的《天命論》；唐朱敬則的《魏武帝論》、《晉高祖論》、《宋武帝論》、《北齊高祖論》、《北齊文襄論》、《北齊文宣論》、《梁武帝論》、《陳武帝論》、《陳後主論》、《隋高祖論》、《隋煬帝論》，權德輿的《兩漢辨亡論》，羅袞的《秦論》上下二首[138]。同書所收盧照鄰的《三國論》、李德裕的《鼎國論》（亦作《三國論》）、《宋齊論》[139]，也都是以討論興亡為主旨的。朱敬則在武則天時曾兼修國史，「嘗采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140]。《十代興亡論》原為10卷，今存11篇，可能是它的一部分遺文，從中仍可看出這位史論家的深刻的歷史見解。唐代論興亡的專書，還有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論》[141]5卷、吳兢《貞觀政要》10卷。虞書序稱：「暨乎三代，則主有昏明，世有治亂，興亡之運，可得而言。其明者可為軌範，昏者足為鑑戒。以其狂瞽，請試論之。」本書是討論三代至隋的興亡治亂之故。吳書序稱：「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本書以四十個專題記述唐太宗時的政治活動和君臣論政的見解，實際上是總結了唐初所以興盛的原因。唐代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論興亡：一是專講人事，不再空談「天命」；二是對現實和歷史前途顯示出來相當的自信，很少回過頭去陶醉於對三代、兩漢的追尋。

  這個時期關於興亡的討論，有許多精彩的論點，還包含在一些有成就的皇朝史撰述和專史撰述中。「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這是《隋書》史論對於隋朝歷史經驗教訓的最重要的概括。唐繼隋而起，隋何以亡，唐何以興？對於這樣一個問題的回答，猶如西漢初年陸賈受劉邦之命作《新語》一樣，成為《隋書》史論極為重視的中心問題。

  《隋書》史論的作者注意從變化的觀點來分析歷史現象，認為隋朝「衰怠」、「亂亡」的原因，「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142]，而著重分析了隋亡「成於煬帝」的種種政治原因，指出：

  隋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143]

  這一段評論，把隋煬帝統治時期驕橫殘暴的政治揭示得極為深刻。聯繫到隋煬帝嚴刑峻法、窮兵黷武、營造無日、巡幸不止等等做法，這個評論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其中有些見解，如說隋煬帝「淫荒無度，法令滋章」，「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等，是接觸到了隋朝滅亡的某些根本問題了。

  《隋書》史論為了深入地闡明隋亡的教訓，還進一步把文帝、煬帝時期的政治作了比較，指出：

  《隋書》史論除了以隋朝自身的歷史作比較外，還進而把隋朝的歷史與秦朝的歷史作了比較，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併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146]《隋書》史論的著者在此明確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樣，都是被「群盜」所推翻。這就是全部問題的癥結所在。

  此外，《隋書》史論還從經濟上探討了隋朝滅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勖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這可以說是《隋書》史論撰者的根本的經濟原則。其具體主張是：「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那時人民就要起來造反。質而言之，就是對百姓的「使」與「斂」要有一個限度。不超過這個限度，就可以「活國安人」，超過這個限度，就要「怨」、「叛」叢生。

  《隋書》史論分析了隋朝末年由於勞役、兵役過重，造成了生產力的巨大破壞，以致出現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的悲慘局面。加之「租賦之外，一切征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太半」，終於弄得全國各地「盜賊充斥」，故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於是《隋書》史論總結出這樣的歷史經驗：「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147]這些議論，從歷史觀點來看，則比較明確地認識到社會生產的發展與破壞，對於皇朝的興盛與衰亡有直接的關係。

  

  史家論晉、隋之亡，在種種興亡論中，是有典型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