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諛臣、積聚、風教與興亡成敗

  古代史家論朝代興亡，到王夫之著《讀通鑑論》達到極致，他提出「諛臣」、「積聚」、「風教之興廢」與興亡的關係，是著眼於從人、物、世風三個方面來揭示興亡的原因。

  （一）指出了托國於諛臣則亡，國無諛臣則存

  他指出：「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托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為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124]這是從秦、漢論到宋、明，闡述有無諛臣、君主是否「好諛」對於國之存亡的關係。他進而指出：「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為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為榮，大禍臨前而猶以為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125]這是把是否有諛臣與國之存亡的關係，作更廣泛的認識，認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與焉，而好諛為最。」[126]

  （二）指出了不重「積聚」、「無總於貨寶」與政治統治的關係

  他舉了一個人們很熟悉的事例：「漢王（劉邦）之入秦宮而有艷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為富家翁邪？』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127]樊噲以幽默的口吻批評了劉邦，劉邦大度地接受了批評，這涉及漢初治國方略，文景之治、武帝之盛都與此有關，實未可小看。王夫之由此通觀歷史，指出：「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饑寒以死。……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尚知懲乎！」[128]他著重指出的，還是「積聚」與政治得失的關係，如西晉末年，劉聰攻占洛陽，執晉懷帝，百官無一死者。而當初有人提出暫避洛陽的建議，公卿們不同意，並以「效死以守社稷」為藉口。王夫之辨析說，這一方面是公卿們擔心失去「尊榮」；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久宦於雒，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顧，弗能捐割」。他接著引用《尚書·盤庚》中的話並發表感慨說：「故《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于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軀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杖節死義乎？」王夫之在鞭笞這類公卿的同時，也稱讚了唐玄宗於危難之中「度越尋常」的見識。安史之亂起，玄宗將奔蜀，楊國忠建議焚毀府庫，玄宗說：「留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王夫之認為：「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他對北宋時「汴京士庶擁李綱以歡呼者」，提出不同於一般看法的見解，認為其中不能排除「不忍捐其雞豚瓮缶」之情，以致「肝腦塗地，妻子為俘」[129]。在他看來，樊噲的富翁之誚對於政治的得失，實在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故反覆予以闡說。

  （三）指出了「風教之興廢」與皇朝興亡的關係

  王夫之認為：「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130]這裡說的「風教」，主要指人們在政治品質上的修養的原則。他結合東晉、南朝的歷史論道：「大臣者，風教之去留所託也。晉、宋以降，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全為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國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師效，以為固然，而矜其通識。」[131]這些話，很深刻地反映出東晉、南朝門閥地主的特點，即人們把家族的存亡置於皇朝的存亡之上，而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是所謂「世臣而托國者」，這實在是當時政治的悲劇。

  與此相聯繫的，王夫之還指出自漢迄於隋，有「偽德」、「偽人」造成政治亂敗的現象，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什麼是「偽德」，他說：「持德而以之化民，則以化民故而飾德，其德偽矣。」這種「偽德」的表現形式及其危害是：「挾一言一行之循乎道，而取償於民，頑者侮之，黠者亦飾偽以應之，下上相率以偽，君子之所甚賤，亂敗之及，一發而不可收也。」什麼是「偽人」，王夫之認為：「夫為政者，廉以潔己，慈以愛民，盡其在己者而已。」如果不能這樣做，又「持此為券以取民之償」者，便是「偽人」。他列舉事實，自西漢便出現這種「偽人」，而至東漢之末，則「矯飾之士不絕於策」，至隋文帝更是「獎天下以偽」，以致「上下相蒙以偽，奸險戕奪，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焰不可撲，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恥蕩然之為也」[132]。他反覆揭示了「偽德」、「偽人」對於政治的危害，認為，德之於政，確乎是重要的，關鍵在於一個「誠」字，說：「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尚政者，不足於德；尚德者，不廢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誠之至而動也。」[133]

  王夫之從「風教」論到「德化」的誠與偽，都是指出了意識形態對於政治的重要。《讀通鑑論》對於歷代治亂興衰之故的辨析十分廣泛，有些是針對具體問題說的，有些則是有普遍性的認識。他說此書「於大美大惡、昭然耳目、前有定論者，皆略而不贅」[134]。這反映了他在辨析興亡方面對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上述幾個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在認識上多有超出前人的地方。司馬遷提出「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真是一個久而不衰的歷史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