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逆取」與「順守」

  司馬遷在探討秦漢之際「成敗興壞之理」時，反覆講到了「逆取」而「順守」之理，亦即攻守異勢之理。這是史學家對重大的歷史形勢之認識很有代表性的論點：

  ——落後的秦國為什麼能夠擊敗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它為什麼又招致速亡？

  ——楚漢戰爭中，為什麼力量強大的項羽終於遭到失敗，力量弱小的劉邦反而獲得成功？

  ——漢初統治者為鞏固統治，發展經濟制定了什麼樣的國策？

  這些問題，是戰國中期以來至西漢前期大約二百七八十年間的重大問題，也是司馬遷所處時代的近現代史上的重大問題。司馬遷不愧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他非但沒有迴避這些重大問題，而是以嚴肅的態度、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見識和神奇的史筆回答了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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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後的秦國為什麼能夠擊敗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它為什麼又招致速亡？

  關於這個問題，司馬遷在《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中，並沒有以自己的口氣作許多評論。他只是在《秦始皇本紀》的後論中簡略而含蓄地寫道：「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這兩句話，既概括地寫出了秦國發展、強大的過程，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負，也隱約地揭露了他蔑視歷史、目空一切、專橫自恣的政治品質。從根本上說，這兩句話也是對秦國歷史的一個總結。接著，司馬遷大段引用了漢初賈誼的《過秦論》，並說「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顯然，司馬遷是同意賈誼《過秦論》所提出的看法的，他是借用賈誼的看法來回答上述問題的。

  賈誼《過秦論》分析秦國自繆公以來不斷強大、終於統一全國的原因，主要有三條。一是有利的地理形勢，即所謂「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這種地理形勢在軍事上的優勝之處是，六國攻秦，秦可以逸待勞，「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於是六國逐漸疲憊，而秦國則銳氣養成，加之政治上的「遠交近攻」方略，乃能逐一擊敗各國，完成統一事業。關中地區在地理上的這種優勢，在中國歷史上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中曾經保持了相當長的時期，歷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都有論述。賈誼是較早總結這一歷史經驗的思想家，他的這一看法對後人有很大的影響，司馬遷就是最先接受這種看法的人之一。二是善用人，「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同時採取了「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的政策。秦國國君善於廣攬人才，用其所長，這有長久的歷史，也是它逐步強大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此，賈誼之前，已有人作過評論，李斯的諫除逐客之令的上書是典型的概括，他指出：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121]

  這是講的繆公、孝公、惠王、昭王善於用人的歷史，也是講的秦國由弱變強的歷史。司馬遷作《李斯列傳》，全文收錄這篇上書，他是贊同李斯和賈誼的看法的。三是得力於商鞅變法和張儀之謀：「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以上三條，即地理形勢、用人和改革，是秦國強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到了秦王嬴政時，「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成就了統一大業。

  那麼，從秦國發展成為秦皇朝後，為什麼反倒招致速亡呢？賈誼認為，這完全是執行了錯誤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賈誼認為，「兼併」時期與安定時期應有不同的政策，叫作「取與守不同術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這個道理，用對付六國諸侯的辦法來對待民眾，這是極大的錯誤。第二，「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企圖用愚民政策來鞏固「萬世之業」，卻沒有制定進出如何進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這跟秦國歷史上曾經實行過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同商鞅變法時實行的有關政策相比，自是一個歷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諱之禁」，拒絕諫謀。賈誼指出，秦皇朝在政策上的錯誤，當時並不是沒有人看出來的，即「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這是因為「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人們只好「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這種緊張的政治局面，同戰國時期各國國君廣攬人才、認真聽取各種富國強兵之道的生動活潑的政治氣氛實有天壤之別，就是同後來的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納諫的情況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賈誼感嘆地說，秦末「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秦二世時，非但不知改弦更張，反而使這些錯誤的做法有增無減。在這種情況下，陳勝等人「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最後導致秦皇朝的滅亡。

  司馬遷並沒有用太多的話直接評論秦朝在政治上的種種失誤，只是據事直書（如他寫焚書坑儒事件等）。但他在這裡借賈誼《過秦論》批評秦朝統治者的為政之失，充分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這不僅貫穿著一種歷史的聯繫，而且也增強了對於歷史判斷的說服力。

  楚漢戰爭中，為什麼力量強大的項羽終於遭到失敗，力量弱小的劉邦反而獲得成功？

  司馬遷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在方法上與上面所講的有所不同，他在《項羽本紀》中是直接而又明確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司馬遷對於項羽這個失敗的英雄是帶有幾分同情的，這種同情主要是出於對項羽的英雄氣概和直率性格的讚賞，並不含有更多的深意。但是，司馬遷畢竟是一位嚴肅的史學家，他對項羽又是採取批判態度的，對項羽的剛愎自用，不懂得網羅人才和總結經驗教訓，以及過分相信自己的武力，都是予以否定的。從中可以看出項羽為什麼終於遭到失敗的歷史教訓。如司馬遷寫其垓下之戰失敗後，僅存28騎，而漢軍追者數千人：

  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他甚至要採用「快戰」的戰術，「必三勝之」，以「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到了此時，他還要用這種匹夫之勇來證明「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足見項羽剛愎自用幾乎達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對烏江亭長說的「天之亡我，我何渡為」，表明他始終認為，他的失敗，其意在天，自己是毫無責任的。從霸有天下，到轟轟烈烈走向失敗，然不知何以失敗，至死不悟，這真是英雄的雙重悲劇。而與這個悲劇恰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劉邦的喜劇。

  楚漢戰爭中，劉邦多次失敗，以至父母、妻子都成了項羽的俘虜，為什麼最後終於獲得成功？《高祖本紀》後論說：「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這裡說的「承敝易變」，指的是變秦苛法。項羽是「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劉邦是懂得人心向背對於政治活動的得失起著重要作用的，因而是懂得政治大局的。經驗與教訓，成功與失敗，竟是如此涇渭分明。這樣的歷史認識，司馬遷在《蕭相國世家》後論中也有類似的表述。他稱讚蕭何輔佐劉邦「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這裡，「順流」一詞用得很好，既形象，又深刻。這是順民心之所向，在一定的程度上說，也是順應歷史潮流。劉邦在楚漢戰爭中獲得成功，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承敝易變」，順應民心，「順流與之更始」，無疑是最根本的原因。

  漢初統治者為鞏固統治、發展經濟制定了什麼樣的國策？

  這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得最豐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他對秦漢之際的歷史經驗總結得最深刻的部分。這裡，有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即司馬遷對漢初統治者所制定的並歷經幾代人連續貫徹的基本國策的記述與評價。

  陸賈這個人跟這裡所要討論的問題有極大的關係。陸賈是楚地人，以有辯才而從劉邦定天下，深得劉邦的信任。司馬遷記下了他在漢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

  （漢初定）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122]

  可以想見，這在當時是何等莊嚴、深沉而又富有生氣的場面！劉邦命陸賈總結秦何以失天下，漢何以得天下及古成敗之國的歷史經驗，實在是一個極其英明的決定。漢初統治集團，以皇帝為首這樣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對於西漢初年乃至西漢前期基本國策的制定和貫徹，無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陸賈說的「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的話，跟後來賈誼說的「取與守不同術也」的話是相通的。從這個歷史的聯繫中，可以窺見漢初知識分子在認識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思考當代治國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認識，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司馬遷顯然十分重視這一歷史經驗。他在考察這個問題的時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連續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實際效果。他在《呂太后本紀》後論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呂太后本紀》所記述的史事，大多是關於諸呂同劉氏宗室及開國功臣爭奪權力的鬥爭，關於呂后在這個鬥爭中的種種殘酷手段。從上文所引司馬遷語來看，說明他在總結惠帝、呂后統治時期的功過得失時，沒有局限於統治集團內部的紛爭，而著眼於這一時期的總的社會發展趨勢。這正是司馬遷的歷史見識的非同凡響之處。而所謂「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同劉邦廢秦苛法，蕭何「順流與之更始」，陸賈提出「逆取而以順守之」的歷史經驗等，是一脈相承的。這裡貫穿著一個基本的國策，即順應民心，與民休息。這一國策在文、景時繼續得到貫徹，在惠帝、呂后時期「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的基礎上，進而發展到「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的局面。可見，漢初社會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確與這一基本國策的正確制定和長期延續有極大的關係。而這一國策的連續性在大臣中也有明確的反映。史載，曹參代蕭何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責，曹參解釋說：「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123]惠帝認為曹參說得對。曹參是劉邦舊臣，對劉邦和蕭何的政治舉措自然了解至深。從劉邦的「承敝易變」、蕭何的「順流與之更始」，到惠帝、呂后的「無為」和曹參的「遵而勿失」，這正是秦漢之際封建王朝政策轉換中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是「易變」和穩定的統一。漢初統治者的成功之處，是他們比較恰當地把握住了這一政策轉換中的兩個不同環節；而司馬遷的高明之處，是他完全洞察了這種「變」與不變的政治舉措對當時社會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對它們進行深刻而生動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