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關於歷代「成敗興壞之理」

  一、「國將興，聽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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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記載了虢國的史囂說的一句名言：「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他批評虢國國君做了壞事，還企圖祈求神靈來賜予土地是極荒唐的行為。這是古代史家所記「民」對於國之興亡之重要的較早的記載。這樣的觀念，在春秋時期是已經反映在政治、軍事活動中了。《左傳·莊公十年》記魯國與齊國的長勺之戰，寫道：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魯國在長勺之戰中戰勝齊國，正是「聽於民」的一個突出的實例。《左傳》、《國語》在這方面都有豐富的記載，表明古代史家對於這一歷史觀念的重視。

  上述記載，生動地反映出了中國史學思想傳統中的「民本」思想。即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齊桓公曾問治於管仲：「敢問何謂其本？」管仲回答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112]齊宣王問孟子：「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孟子對他說：「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113]孟子還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14]這些認識，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本思想。史學家討論歷代興亡成敗，首先著眼於「民」，正是看到了「民」在歷史活動中的重要作用。

  司馬遷在記述歷史上重大的「成敗興壞」的時候，往往都反映出了「民」的作用。他記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115]他評論秦始皇統一事業的成功，借用賈誼的話說：「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116]他記楚漢戰爭，生動地寫出了劉邦之所以最終獲得勝利的一個原因：

  （漢元年十月，劉邦）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117]

  他寫蕭何、曹參相繼為漢相國所取得的成功，特地引用了民間的反映：「蕭何為法，覯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118]等等。司馬遷沒有用長篇大論來說明「民」的作用，但他的敘事之中，卻往往包含了這樣的思想。

  唐代史家吳兢所撰《貞觀政要》一書，其中多處記載了唐太宗君臣把人民與國家興亡的關係作為重要問題進行討論，從而也反映了吳兢本人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唐太宗君臣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圍繞著君與民的關係展開的。如魏徵在給唐太宗的一篇上疏中寫道：「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慄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119]魏徵引用前人關於舟與水的關係、魚與水的關係，來比喻「民」對於「君」的重要。唐太宗很重視這番話，並以此去教誡太子。又如，唐太宗君臣在討論隋朝滅亡的教訓和北齊、北周「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的問題時，認識到：「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隋文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是不可取的。「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120]。可見，君與民的關係，歸根到底，還是關係到朝代興亡的大問題。在史學家和政治家的歷史觀念中，民、民眾、人民在決定朝代興亡中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上的極其輝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