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德終始說和樸素進化觀

  古今歷史變化是循環的，倒退的，還是進化的？這是中國古代歷史觀念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其中，以歷史循環論和樸素的進化觀尤其具有代表性。

  歷史循環論是戰國時期的陰陽家提出來的。陰陽家接過了西周末年、春秋時期出現的陰陽五行說的形式，灌注了唯心主義的神秘內容，把樸素的唯物主義的四時、五行說，蛻變為唯心主義的五德終始說。陰陽家的著作大多佚失，《漢書·藝文志》著錄了戰國晚期這一學派的有關論著目錄，而《呂氏春秋·應同》則保留了比較完整的五德終始說的內容，可以引為例證[98]。其文曰：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按照這個理論，每一個朝代的興起，上天都將發出預告，而受命的帝王將按這一預告來判斷與這一朝代的「德」，即土、木、金、火、水五德中的相應位置。而五德循環，終而復始，一個一個的朝代就這樣興亡更迭。

  五德終始說不僅迎合各諸侯的政治需要，而且在秦皇朝統一後受到特別的推重。史載：「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100]這可以看作是五德終始說自戰國中期以來所獲得的最「輝煌」的地位。秦始皇為了證明自己是符合水德，乃尚黑，不惜使整個朝堂上黑壓壓一片。

  五德終始說在歷史觀念的發展上，有一定的影響。司馬遷對五德終始說是持批判態度的，但他還是受到了歷史循環論思想的影響。他在講到夏、殷、周三代主忠、主敬、主文的三統說時，寫道：「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101]儘管他批評「秦政不改」，稱道漢代「承敝易變」，意在提倡歷史中的「變」，但在這個具體問題上的「變」是有極大的局限的，是「終而復始」的「變」。當然，這在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念體系中，只是一個小小的不諧音。五德終始說的「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的說法，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和東漢的讖緯思想，都有一定的影響。而班固撰《漢書》，反覆申言「劉氏承堯之祚」、「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102]，則顯然是接受了五德終始說的理論。其後，隨著正閏論、正統論的興起，它們也都可以溯源至五德終始說。

  在中國史學上，樸素的進化觀點占有突出的地位，是中國史學之觀念形態的優良傳統之一。在「變」的觀念上，它同循環論有一定的共同之處；但在「變」的性質和「變」的方向上，則不同於歷史循環論，而是認為社會歷史在變化中前進，在變化中發展。《易·繫辭上》：「日新之謂盛德。」《易·雜卦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這是較早的樸素進化觀點。韓非子提出上古、中古、近古之說，提出「古今異俗，新故異備」[103]之說，是很明顯的樸素進化思想。而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則包含著豐富的樸素歷史進化觀點。再者，《春秋》公羊三世說的形成，把歷史視為從據亂世到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演進過程，也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樸素進化觀點，且與近代的進化論有比較重要的歷史聯繫。

  唐代以下的史家，在發展樸素進化觀方面，有越來越突出的成就。這主要反映在三個問題上。第一，是關於人心風俗。史家吳兢記貞觀初年唐太宗與群臣討論治國方略，魏徵力主施行教化，指出，「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人反對魏徵的主張，認為：「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魏徵運用歷史知識來反駁他們，指出，黃帝、顓頊、商湯、武王、成王在教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封德彝等人無以為對，但仍不同意推行教化政策。唯有唐太宗堅定地採納魏徵意見，並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他總結這一段歷史，說：「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勁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104]唐太宗為一代明君，魏徵是唐初撰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的主持者之一，並撰寫了《隋書》史論和《梁書》、《陳書》、《北齊書》三書的總論，吳兢是與劉知幾同時的著名史家：故上面所記的論爭和實踐，在歷史觀念上和歷史發展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王夫之說：「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偉哉其為通論已。」[105]第二，是關於「中華」與「夷狄」。史學家杜佑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106]，「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107]。杜佑從地理環境上分析了「中華」進步的原因和「夷狄」未能進步的原因，表現出他在民族問題上的進步思想和樸素進化觀。第三，是關於「封建」。柳宗元著《封建論》，從「生人之初」，闡述到「天下會於一」，描繪出了一幅社會歷史不斷進化的圖景。這些，都極大地豐富了樸素的歷史進化觀。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把樸素進化觀推向更高的階段，即以歷史進化的觀點解釋歷代的政治統治，尤其是歷代的政治制度。他繼承柳宗元對「封建」的認識，認為：「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封建不可復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108]王夫之盛讚唐朝不封宗室的政策，認為：「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天子之保全支庶而無猜無戕，亦未有如唐者也。……故唐宗室之英，相者、將者、牧方州守望郡者，臻臻並起，而恥以紈絝自居，亦無有夢天吠日、覬大寶而干甸師之辟者。」[109]王夫之對歷代制度有一個總的認識，就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110]這就是「一代之治，各因其時」[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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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樸素進化觀在理論上沒有發展到更加縝密的階段，但它作為一種歷史進化的觀念，在中國史學上有古老的傳統和廣泛的影響。同時，它也是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上之接受近代進化論的一個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