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事勢之流，相激使然」

  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不僅僅是認識古今聯繫、古今變化，他還要試圖探究變化的原因。他的這個思想，在《史記·平準書》的後論中有所闡述。在這一長篇的後論中，司馬遷概括了「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的歷史，以及後來人們注意到「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的措施。但積累財富終究是遏止不住的，這不僅同春秋時期有的諸侯「成霸名」、「為強君」有關，而且同戰國時期「有國強者或並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並海內」有關。到了漢代，錢幣輕重無常，對人民很不利，「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農工商交易之路通」本是社會發展中的好事情，但由於統治者對資財的追逐和積聚，造成貧富分化，社會生活失調，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司馬遷從兩個方面作了回答：第一，是「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這是對事物的一種樸素的辯證認識，其基調是事物的兩極轉化。第二，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這是講事物和時勢在演進過程中相互影響而造成的。從《平準書》的全篇後論來看，司馬遷所說的「事勢」是很豐富的：經濟政策的變化，生產力的開發，政治、軍事鬥爭的激烈，「貴詐力而賤仁義」，貧富分化，諸侯兼併，崇尚金錢，幣制紊亂，加上日漸繁重的兵事和營建，於是人民越來越貧困。而君主和朝廷雖「竭天下之資財」以為用，「猶自以為不足」，從而改變了當初「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那種古樸的社會秩序。

  在司馬遷的時代，能夠從社會生活的諸多因素來揭示古今歷史變化的原因，是很了不起的歷史見解。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一個「流」字，揭示了事物、時勢的縱向演進；一個「激」字，揭示了事物、時勢的橫向影響。而社會歷史正是在「事勢」的縱向演進和橫向影響的交互運動中向前發展的。縱向演進方面，司馬遷從古代講到當朝；橫向影響，他講到了本與末的關係，禮義與利的關係，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強國與弱國的關係，貧與富的關係，君與民的關係，等等。總之，社會歷史的諸多方面在時間、空間中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導致了社會歷史的變化，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司馬遷當然還不可能認識到推動社會歷史變化的根本原因，但是已經明確地認識到財富、財力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的重要，同時也認識到財富、財力也可能使一些人以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走向反面。他的這些認識，在當時來說，無疑是極高明的認識。從歷史觀念的發展來看，這些認識正是要從社會內部的各個方面的相互衝突來尋求社會歷史變化的動因。

  綜上可以看出，司馬遷所說的「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包含著樸素的對社會歷史變化的必然性的認識。關於這一點，他在《貨殖列傳》中也講到了。他在詳細地臚列了各地物產之後寫道：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司馬遷把人們的物質生產和在生產活動中的分工，以及互通有無、貴賤調節等，都看作是社會歷史的自然發展過程（「自然之驗」），是一種符合規律的社會現象（「道之所符」），這就如同「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一樣。

  從唯物史觀發展史來看，司馬遷的這一認識，是達到了他那個時代的認識水平的高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