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斷限、標目和編次

  斷限、標目和編次，是關於史書內部全面安排的體例。

  斷限，是說斷於何時，限於何代，是史書所記史事的起訖年代。晉武帝時，「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勖、王瓚、賈謐三人各提出一種意見，發生爭執，一直鬧到晉惠帝即位後，「更使議之」，才得到解決[21]。所謂「限斷」，也就是斷限。這是史書上提出斷限的第一次的明確記載。事實上，斷限的思想和運用比這早得多。司馬遷在《史記》全書最後的一句話是：「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這裡講的就是斷限。班固說他的《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也交代了斷限。其後，司馬光著《資治通鑑》，「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同樣明確了本書的斷限。這些，都是從全書總的斷限來說的。如果從一部書的各個部分來看，或因需要闡述某些史事的淵源，或因需要補充前史之所闕，往往在局部上要突破全書的總的斷限。《漢書》表、志，上溯周、秦；沈約《宋書》諸志，起自曹魏。劉知幾在《史通·斷限》中對它們進行批評，認為是失於斷限。其實，他的批評有些過分，未察前人深意。劉知幾還說到關於少數民族的史事「前撰已著，後修宜輟」，否則這不僅失於斷限，甚至成了「駢指在手」、「附贅居身」，這也不能認為是正確的看法。史書斷限，各有通觀全局，求其大體。

  史書斷限，各有標準。古代史家斷限的標準往往為的是明「正閏」、辨「僭偽」、定正統。班彪著《王命論》，主張「漢德承堯」，班固也提出「漢紹堯運」，這是在給漢皇朝定正統。上引荀勖、王瓚、賈謐三人為晉書斷限發生爭論，實質是以魏為正統還是以晉為正統的爭論。宋元時期，這種以「正統」為斷限標準的觀念，有更突出的表現。直到二十世紀，出現了以社會發展階段的性質作為斷限標準的歷史著作，傳統的斷限標準才被新的斷限標準所代替。

  

  標目，是在一部書內，按照不同的內容分別標出來的。先秦人著作，很少書名，但有篇名，這往往是取篇首的幾個字命名的，不是按內容標目。漢人著作才有按每篇內容標目的。司馬遷的書在他生前雖還沒有《史記》的名稱，但書中各篇已各有標目了。

  編次，即編輯撰次之意，這是指史書在內容上的分類和順序上的編排。史書的編次，是受史家的歷史見解支配的。司馬遷撰《項羽本紀》，置於《秦始皇本紀》和《高祖本紀》之間，是為了肯定項羽在秦漢之際的歷史作用。陳壽著《三國志》，以曹魏為紀，蜀、吳為傳，形式上是以魏為正統；但他分敘三國史事，蜀、吳二主雖以傳名，實為紀體，以顯示出「三國」格局。杜佑的《通典》，以《食貨》為首，表明作者對經濟制度在歷史中的重要地位有較深刻的認識。劉知幾《史通·編次》主張東漢歷史應為更始立紀，批評《三國志·蜀書》不當「首標二牧（指劉焉、劉璋），次列先主（指劉備）」。這些，都是撰述者或評論者的歷史見解在史書編次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