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記時、記地和記人

  時間、地點、人物是歷史記載必須具有的重要內容。如何記時、記地、記人，這是史書中重要的體例，歷來為史家所重視。

  史書記時，跟曆法有密切關係。一定時期史書的記時，一般總是按照這個時期通行的曆法記錄的。如果這種記錄是有地域性的，它還可能是按照這一地區特有的曆法來記錄的。

  殷周記年月，都用數字表示順序，記日則用干支。後人沿襲了這種辦法，同時也有用干支記年、用數字記時的。又有太歲記年法，《爾雅·釋天》說：「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這種記年法也像干支記年之以干支相配，如閼逢攝提格，用干支來表示，即甲寅。太歲記年法在史書中用得不多。

  在甲骨文中，記時的形式還不大完備。很多卜辭，有月日而無年。比較完備的形式是於記事開端用干支記日，於末尾記月，緊接著再記年，如：

  癸未，王卜……在四月，隹王二祀。[24]

  癸卯，王卜……在九月，隹王五祀。[25]

  

  金文的記錄有不少是不記時的，而記時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先寫月，寫一月曆程中的某一部分，再寫日，最後寫年。如《小盂鼎》在開始寫「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結尾寫「隹王廿又五祀」。又一種寫法是按年、月、日的順序來寫的，這種寫法在後來成為通行的款式。《春秋》記時，是按年、四季、月、日的順序來寫的，這在以後的官修史書中得到長期的沿用。

  史書記時有兩種情況比較複雜。一種情況是在同一年內，出現了不同政權的不同紀元，其中包含對立或割據政權的紀元、少數民族地方的政權的紀元和農民起義軍的紀元。對此，史家按照史書的具體情況作了不同的處理。如《三國志》合魏、蜀、吳三國史為一書而又有各自獨立的部分，即在記事中分別用三國的紀元。《宋書》、《南齊書》、《魏書》和《周書》等都記的是對立政權的史事而所記只限於一國，也就分別使用一國的紀元。《史記》記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各有專篇，也分別用各國的紀元，而另立《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把各國的紀年互相對照以傳統的盟主周的紀元排在第一位。《資治通鑑》和《稽古錄》記割據時期史事，總是以作者心目中的正統政權為標準的紀元。總之，在紀元比較複雜的情況下，史家各有處置。

  史書記地具有同樣的重要性。中國古代史家記地有兩個特點，一是重視地理區劃的建置、因革，二是注意到地理條件對社會生活、歷史發展的影響。這可以說是古代史家記地的最重要的體例。杜佑說：「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風土。」[26]他說的前兩條是關於地理區劃的建置、因革，後兩條是地理條件跟社會生活的關係，而它們又不是截然分開的。《史記·河渠書》是史書中記地的專篇，但所記只限於河渠。《漢書·地理志》開創了史志中專講地理的比較完備的體例。它記載了郡縣建置原委、戶口多寡，述其風俗，考其山川，內容很恢廓。其後，史家紛紛仿效，續作的有稱作「地理志」，也有稱作「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的。其體例，都是在《漢書·地理志》的基礎上有所損益。歷代行政區劃時有變動，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自然環境和水利工程屢有變異，以及大規模的人口遷徙等，給史書的記地帶來很大困難：「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27]因此，自南北朝開始，不少史家於史書記地時特重地理的因革變遷。如北齊魏收著《魏書·地形志》，記述元魏一朝的州郡建置及戶口多寡，而於漢、晉以來的因革變化亦有所涉及。南朝梁沈約所著《宋書·州郡志》，是作者的力作。它不僅記載了宋的建置情況，而且尤詳於漢、魏以來的因革變化及「僑置」郡縣。其後，這種記地而又重視其因革變化的傳統體例，在杜佑開創的典制體史書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宋以後還不斷地出現了專講沿革地理的著作，而明末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則是這方面的巨製。此書首列歷代州域形勢；次敘明朝行政區劃，由總序、地圖、正文構成，正文以府、州、縣為綱，並分別述其域邑、山川、關隘，另附有特見、附見、互見。接著，總述山川、河漕、海道；最後，以記載分野結束，全書130卷。它不僅吸收了以往史書記地的各方面內容，而且在記地的體例上也有所創新。

  中國古代的史家，如司馬遷和班固，都重視地理條件在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史記·河渠書》說，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渠築成後，「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貨殖列傳》把當時中國經濟地區分為山西、山東、江南和龍門、碣石以北，並歷舉關中、三河、燕趙、齊魯、楚越的地理條件在經濟、政治和風俗上的反映。《漢書·地理志》篇末，備言各地風土，而《溝洫志》則以川河關係到「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此後史家在地理條件方面也不斷有所論述，如《隋書·地理志》說，揚州的宣城等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宋書·州郡志》也說揚州「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南北朝以後，中國南方社會經濟迅速發展，除了有社會的原因，還有地理條件方面的原因。《遼史·地理志》說，幽州、并州、營州「其地負山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為用武之地」。說明這一地區的歷史發展及其與中原地區的關係，不是無關緊要的。明末清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是講地理條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120卷，是作者在「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的基礎上寫成的，其主旨在於「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28]。《讀史方輿紀要》不僅敘述沿革地理，而且詳論「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29]。二顧講地理條件，都是為了經世致用。前者重在講地理條件與政治、經濟的關係，後者重在講地理條件與軍事的關係。

  史書記人，在體例上比記時、記地更加複雜，這不僅是因為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而且還由於作為社會的人，其情形必然比時、地更生動，更富於變化。以往的各種體裁的史書，只有紀傳體史書以記人為中心。因此，古代史家討論記人的體例也往往是圍繞紀傳體史書展開的。劉知幾在《史通·列傳》中強調紀和傳的區別，認為《史記》紀項羽、《後漢書》紀皇后，其實都是傳；而《三國志》的吳主傳和蜀主傳，其實都是紀。在《史通·人物》中，他提出立傳的標準是「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批評一些史書當傳而不傳、不當傳而傳，或當紀而不紀、不當紀而紀的偏頗。這裡，主要是涉及史家的見識，但也跟記人的體例有關。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對記人的體例有更豐富的議論，如《傳記》說：包舉一生可以為之傳，隨舉一事也可以為之傳；就是「見生之人」，也不是不可作傳的。他主張在地方志里應效法《漢書·百官公卿表》的體例，「表職官姓氏」，於「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所記職官範圍就大得多。他認為「世系牒，重於戶口之書」，主張廣泛撰寫譜系之書，「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把記人的範圍擴大到全國上下。他提出以往的《列女傳》開始都寫「郡望、夫名」，是很不妥當的，主張「以女氏冠章，而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為後此分鄉析縣之考證」。[30]

  中國史書在記人方面有許多複雜的情況，一方面要求史家運用體例，另一方面也要求史家具有見識。例如，專傳、附傳、合傳、類傳的靈活運用，為不同的人物立傳，所取材料各不相同，所敘重點也各不相同，以符合其身份和特點。再者，對不同的歷史條件，史家記人的情況也一定有區別。例如，《史記》以很多篇幅記諸侯各國，南北朝至唐初史書多記世家大族，遼、金、元史詳記少數民族，明清史書主要記官僚。又如《史記》、《漢書》有《遊俠傳》，《後漢書》有《黨錮傳》，《梁書》有《止足傳》，《新唐書》有《藩鎮傳》，《宋史》有《道學傳》，《明史》有《閹黨傳》，這都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時代風貌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