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載言、載文和徵引

  史書中的載言、載文和徵引，也各有體例。言，指當時人所說的話。文，指的是當時人寫成的文字成品。徵引，是引用別人有關史事的敘述或評論，不屬於當時的言和文。劉知幾《史通》的《載言》、《載文》、《言語》等篇，有論到載言、載文的體例。他從記言、記事這兩種古老的體例出發，認為「言、事有別」，人物傳記只可記事，不可載言。他主張仿紀傳體之書志體裁，以文辭另立「章表書」、「制冊書」，專以記言。他這裡所說的言，其實是文，同《載文》所說的並無區別。《載言》、《載文》於言、文沒有嚴格界限。但劉知幾的基本傾向還是明確的，即不主張在人物傳記里寫入大段的言和文，批評《史記》、《漢書》中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錄言，罕逢載事」，指摘《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子虛》等賦，《漢書·揚雄傳》載《甘泉》等賦，《後漢書·班固傳》載《兩都賦》、《馬融傳》載《廣成頌》，是「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無裨勸獎，有長奸詐」。《史通·言語》在載言方面提出另一個體例上的要求，是「時人出言，史官入記」，即語從其實，提倡口語。他不贊成「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主張在載言上不失天然。劉知幾的這些意見和設想，並不都是可行的。章學誠說：「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仿表志專門之例，別為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為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31]所以，他主張在紀傳中仍有適當的載言和載文，而將大量的文辭另外編集成書，謂之「文征」。他主編的《和州文征》，包括奏議、征述（含記傳、序述、志狀、碑銘諸體）、論著、詩賦等內容。這是對劉知幾上述主張的重要修正。

  史書載言重在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揭示事物發展過程和反映歷史形勢。《史記》記項羽見秦始皇出巡說：「彼可取而代也！」寫劉邦觀秦始皇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寫陳勝反秦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三個人有三種口氣。《史記·張丞相列傳》記：「帝（漢高祖）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因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這兩個「期期」，使周昌正直、盛怒、口吃的神態躍然紙上。像這樣的載言，話並不多，但把人物的性格特點寫得十分鮮明、突出。《資治通鑑》寫赤壁之戰前，記諸葛亮說孫權的談話及張昭、魯肅、周瑜等人的議論，反映了戰前各種不同的思想及其統一的過程。像這一類的載言，寫得很成功，給史文增添了光彩。《史記·淮陰侯列傳》記韓信初見劉邦，論項羽、劉邦形勢優劣及劉邦採取的方略，《三國志·諸葛亮傳》記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的隆中對策，這些分析當時政治形勢的言論，都是載言的精彩之作。

  史書載文在體例上的主要要求，是選載有用之文：或反映一代軍政大事，或反映個人生平遭遇，或是文學家的代表作品。如李斯的《諫逐客疏》，賈誼的《過秦論》、《論積貯疏》，晁錯的《論貴粟疏》、《論守邊備塞書》、《論募民徙塞下書》，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大人賦》，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諸葛亮的《出師表》等，都是載文的很好的例子。清代史家趙翼認為，班固《漢書》「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皆「經世有用之文」[32]。

  關於史書的徵引，顧炎武曾經提出三條體例上的要求：一是「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為己說也」。二是「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三是「引用書意」，即「略其文而用其意」。[33]這是極精闢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