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議論和注釋

  議論和注釋也是史書中的組成部分，也都各有一定的體例。這裡說的議論，是史家對史事、人物的評論；注釋，是史家對史書內容和字句的解釋。

  

  議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關於史事的，這是一種獨立的史書體裁，上一節已有論列；另一種形式是劉勰所說的「贊」和「評」，「贊者明意，評者平理」，總的目的是為了「辨史」[34]。這後一種議論，不是獨立存在的史書體裁，而是在敘述史事的基礎上的贊和評，即史書所包含的論贊部分。

  史書之有論贊，由來已久，名目也很多。劉知幾說：「《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雲公羊子、穀梁子，《史記》雲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35]這裡所舉的十幾種名稱，都是作者對有關史事和人物的議論，或是「明意」，或是「平理」，都離不開總結事之成敗，評論人之善惡，集中反映了作者的見解和旨趣。

  古代史家大多很重視史書中的議論。范曄自稱：他撰的《後漢書》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而篇末贊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36]。像他這樣欣賞甚至誇耀自己史論的史家，史學史上並不多見。不過，這確實說明範曄對議論的重視。《漢書》的史論，歷來是受到推崇的。范曄認為，「古之著述及評論，殆可少意者」，然「班氏最有高名」[37]。劉勰稱讚《漢書》十志「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38]。劉知幾誇獎《漢書》論贊「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39]。如果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史記》的史論，是更應當受到重視的，本書已有多處引證和闡述。此外，《資治通鑑》里的「臣光曰」，也有不少精彩的議論。議論的基本要求，是所論不能離開史實；否則，就會成為「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夸其儷事」[40]的誇誇其談。宋人洪邁說：「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41]這話說得好。近人撰寫的史書，其議論部分，大多採取夾敘夾議的形式。也有採用書前總論，在自序、緒論中對所述史事作總的評論；或採用篇後論，如「簡短的結論」。

  注釋也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自注，二是他注。他注是注釋他人之書，屬於歷史文獻學範疇；自注是作者對其所撰寫之書的注釋，是史書的體例之一。

  自注的開創，始於司馬遷。章學誠說：「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42]他又說：「史家自注之例，或謂始於班氏諸志，其實史遷諸表已有子注矣。」[43]另外，《史記》紀傳部分時有「語在某紀」、「語見某傳」，也都屬於自注性質。後來《漢書·地理志》每述一郡縣，則於其名稱之下，自注其建置、沿革，然後續書正文，述其戶口多寡，轄境大小。而《藝文志》則往往於著錄書名之下，自注其撰者姓氏、起訖年代、所述內容、存佚情況等。這一類自注，章學誠稱作「大綱細目之規矩」，從內容上看，它是對正文的補充。《通典》自注，在這方面有很高的成就。自注也用以考核史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考異》，察其本意，當是《通鑑》自注。胡三省將《考異》與《通鑑》合為一書，並不違背作者初衷。這類自注，專對史事進行考核，以明其去取之由，對讀者十分重要。宋人范沖撰《神宗實錄》，別為《考異》五卷，完全仿效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考異》的做法。章學誠認為這都是「近代之良法」。自注作為「史學家法」[44]之一，是應當受到重視的。至於劉知幾說的「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45]，雖非全無一點道理，但因此而否認撰史中自注的重要性是不妥當的。

  議論和注釋雖非史事本身，但如在體例上掌握適當，同樣是一部優秀史書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