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史書的內部結構

  一、史書的體例和史書的內部結構

  中國古代史書不僅有豐富的外部表現形式，這就是史書的體裁；而且也十分講究其內部結構及表述上的要求，這就是史書的體例。《史通》和《文史通義》包含了許多論述體例的篇目，而論述體例的專篇及包含在歷史著作中關於體例的說明，則不勝枚舉。體例名目之多，遠在體裁之上。但其中也有主次、輕重之分，而有的是關係到史書全局的體例，如斷限、標目、編次，這都涉及史書內部結構的全面安排。此外，如記時、記地、記人，載言、載文、徵引，議論、注釋等，都是重要體例。劉知幾指出：「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准。」[18]這至少從兩個方面表明了史書體例的重要，一是整序的作用，二是取捨的標準。中國古代史學表明，一部史書，只有具備了恰當的體裁和嚴謹的體例，才能從容地反映出所記史事和人物的面貌。

  講求體例，這是中國史學的古老傳統。《春秋》就很注意體例。《春秋》記事雖簡，但每記一事，差不多都要記這事是在某年、某月、某日。這就是體例。《春秋》記魯君死曰「薨」，大夫及別國國君死曰「卒」；記本國人殺國君曰「弒」，別國人殺君曰「戕」，本國人之賤者殺國君曰「殺」；攻人之國，其國有罪曰「伐」，無罪曰「侵」，偷偷地進行曰「襲」等。這些也都是體例，這些體例被稱為「書法」。《春秋》書法，有何者書、何者不書之例，這可以說是關於全書結構的體例；其他大量的例，多是關於文字表述方面的。

  《史記》、《漢書》合多種體裁為一書，形成了它們的特殊的體裁，也體現了它們的最重要的體例。在全書中把各種體裁配合起來，這就是一個體例的問題。《史記》在首卷《五帝本紀》後論中說明關於本篇在資料取捨上的做法，是一個很重要的體例。此後各篇，司馬遷多有關於立意取材的說法。此外，司馬遷還有辨謬說、存異聞、分傳合傳、一事互見等例。《漢書》略仿《史記》成例，而十志尤重視說明資料的來源及其取捨之故。其《藝文志》依據劉向、歆父子的遺軌，部勒群書，其體例為後來講目錄校讎之學者所取法。

  自東漢末年以後，史家對體例的重視，又有所發展。荀悅著《漢紀》，其自序稱：「約集舊書（《漢書》），撮序、表、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紀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這是荀悅撰《漢紀》仿《左傳》體例，簡化《漢書》，按年敘事，在體例上的一個總綱。袁宏仿《漢紀》著《後漢紀》，作者著重寫人物，並連類而舉，是對編年體史書在體例上的發展。范曄自稱所著《後漢書》，「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19]。范曄當有「紀傳例」的專篇，這可能是他的創舉。劉知幾著《史通》，立《序例》專篇。篇中稱道晉代史家干寶、鄧粲、孫盛等在史書體例上的貢獻，說「史例中興，於斯為盛」。又指出南朝梁沈約《宋書》的志序、蕭子顯《齊書》的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這是對唐初以前史家重例作了總結。

  南宋鄭樵、清代章學誠都是善言體例的史家。鄭樵《通志·總序》論紀傳體通史的體例，頗有見解。而《通志》一書，章學誠說它是「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稱之為「創條發例，鉅制鴻編」[20]。這說的不只是《通志》的體裁，也包括了《通志》的體例。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外篇三卷，幾乎全是關於體例的議論。他的《書教》、《史學例議》、《史篇別錄例議》、《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等篇，也都是關於體例問題的精彩篇章。章學誠對紀傳體和地方志的改革，有不少創見。清乾嘉以後，體例受到更為普遍的重視。近人陳垣撰《元典章校補釋例》、《史諱舉例》，都是精通和善用體例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