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

  《廿二史考異》100卷，所考諸史，包括：《史記》5卷，《漢書》4卷，《後漢書》3卷，《續漢書》2卷，《三國志》3卷，《晉書》5卷，《宋書》2卷，《南齊書》、《梁書》、《陳書》各1卷，《魏書》3卷，《北齊書》、《周書》各1卷，《隋書》2卷，《南史》、《北史》各3卷，《唐書》16卷，《舊唐書》4卷，《五代史》6卷，《宋史》16卷，《遼史》1卷，《金史》2卷，《元史》15卷。於《二十四史》中，不包括《舊五代史》，而將《續漢書志》從《後漢書》中析出單獨成卷，故標目上為23部史書，實則仍為22部史書，與書名相符。而其中又對《唐書》（即《新唐書》）、《宋史》、《元史》用力最多。

  錢大昕的考史原則，已如前述。他從青年時代起，開始撰寫此書，自謂「反覆校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於別紙」。乾隆三十二年（1767），著手編次，且「歲有增益」。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復加討論」，做最後的審訂。而他的自序，撰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可以看作是全書定稿的時間。自序說：「廿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疊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佇劣，敢雲有得？但涉獵既久，啟悟遂多。」[84]從這裡，可以看出，《考異》重在文字、義例、輿地、職官等方面。但實際上《考異》所涉及的範圍還要廣泛得多。阮元論錢大昕學術有「九難」；第四至第八是：「先生於正史、雜史，無不討尋，訂千年未正之訛，此人所難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統上下，無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難能五也；先生校正地誌，於天下古今沿革分合，無不考而明之，此人之所難能六也；先生於六書音韻，觀其會通，得古人聲音、文字之本，此人之所難能七也；先生於金石無不編錄，於官制史事，考核尤精，此人所難能八也。」[85]以上幾條，實則都貫串於《考異》之中。

  《廿二史考異》的撰述形式，是首先開列所考史書的篇名，其次抄出所考之事與文，再次是寫出訂正文字，或旁徵博引以證己說，從而達到「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的考史目的。其文少者，每條僅數字。如卷三《史記·律書》：「聞聲效勝負。」《考異》云：「效，見也。」卷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人事浹。」《考異》云：「浹與匝同。」卷十九《晉書·地理志上》：「代郡富城縣。」《考異》云：「富城當作當城。」其文多者，可達數百字至千餘字。如卷四十二《唐書·僖宗紀》：「乾符四年四月，江西賊（？）柳彥璋陷江州，執其刺史陶祥，高安制置使鍾傳陷撫州。」《考異》以一千一二百字的篇幅臚列證據，以證《新唐書》「刊修諸公，夸其採訪之富，欲求勝於舊史」，故獨於僖宗紀、昭宗紀「繁冗重複，與它卷迥別」。其所考者，亦有並非出於某史某篇者，如卷九有「侯國考」；卷十五考「裴松之表『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列舉人名書名，以證「松之注所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家無涉者，不在數內」。像這樣有數百字的考證，實則已具有專論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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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二史考異》除大量的文字考訂外，還重視史例的考訂。如卷二十《晉書·輿服志》：「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考異》云：「按：《天文》、《地理》、《律歷》、《禮樂》、《職官》、《食貨》、《五行》、《刑法》諸序首，或引書、傳，或自立論，未有冠以『史臣』者；獨《輿服》一篇有『史臣曰』三字，此義例之未衷於一也。」又如卷二十六《梁書·敬帝紀》：「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考異》於此文之下，對「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史臣曰」、「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等後論的種種稱謂，均一一從義例上做了說明，指出其是非所在，並稱魏徵「以大臣領史事，而不攘人之善以為己作，鄭文貞洵不可及矣」[86]。

  《廿二史考異》最突出的成就，在於它一一考訂了諸史志表。全書100卷中，有三十四五卷是關於志表的考證，占全書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新唐書》占8卷。《宋史》占7卷，《元史》占5卷；關於《魏書》的考訂共3卷，有2卷是考訂它的諸志。南朝江淹說：「修史之難，無出於志。」這話先後為劉知幾、鄭樵、馬端臨所引用。志的撰寫困難，考訂更難。《廿二史考異》對各志一一考訂，反映了作者淵博的學識和知難而進的治史精神。在對眾史各志的考訂中，作者於天文、律歷、地理、職官、藝文等志的考訂，用力最多，價值也最高，是《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記》所不及的。此外，此書卷四十一以整卷的篇幅考訂《新唐書》的目錄，實則是以兩《唐書》目錄、編次、體例「參互校勘」，明其增刪、變更、得失，同時也闡述了作者對於史書「義例」的見解。如本卷於「列傳第一」之下，作者寫道：「武后，舊書有紀而無傳。新史於編年之外，別采事實為傳，而不去本紀之目，較之沈既濟之說為優。」[87]這裡說的「舊書」指《舊唐書》，「新史」指《新唐書》。沈既濟是唐朝史官，曾著文提出不當為武則天立紀，應降為后妃傳。《新唐書》有紀、有傳，以國家大事編年為本紀，以個人事實連綴為傳。錢大昕很欣賞這種安排。作者關於二十二部正史的考訂，包含了豐富的「義例」思想，此即突出一例。

  錢大昕推崇顧炎武的撰述「有關於世道風俗，非僅以該洽見長」，稱道趙翼《廿二史札記》是「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說明他並不是只重考據而無經世思想的史家。而他的「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的史學思想，由崔述進一步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