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崔述的《考信錄》

  崔述是對先秦古史做系統考證的第一人，這是他不同於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的地方。《考信錄》一書傾注了崔述畢生的心血。他撰寫此書，萌念於青年時期，創始於中年，而在66歲時即嘉慶十年（1805）成書。《考信錄》的含義，取《史記·伯夷列傳》「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之意。全書36卷，包括前錄2種4卷，即《考信錄提要》2卷、《補上古考信錄》2卷；正錄5種20卷，即《唐虞考信錄》4卷、《夏考信錄》2卷、《商考信錄》2卷、《豐鎬考信錄》8卷、《洙泗考信錄》4卷；後錄5種12卷，即《豐鎬考信別錄》3卷、《洙泗考信余錄》3卷、《孟子事實錄》2卷、《考古續說》2卷、《考信附錄》2卷；另有翼錄4種10卷，即《王政三大典考》3卷、《讀風偶識》4卷、《古文尚書辨偽》2卷、《論語余說》1卷。

  崔述的歷史考證方法，是宗經而疑傳注、諸子、雜說等對於歷史的解釋和杜撰。崔述受家學的薰陶與啟迪，把經文與傳注分別看待，又以經文為準而看出了歷代傳注、諸子、雜說中有許多可疑的地方，於是產生出對經文以外諸書關於古史說法的懷疑；由懷疑而辨偽，由辨偽而考信。他在《考信錄提要》卷下中自述其考辨古書的經歷說：「余少年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嘗分別觀之也。壯歲以後，抄錄其事，記其所本，則向所疑者皆出於傳記，而經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經》之精粹也。唯《尚書》中多有可疑者，而《論語》後五篇亦間有之。私怪其故，復加檢閱，則《尚書》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三十三篇皆無之，始知齊、梁『古文』之偽；而《論語》終莫解其由。最後考《論語》源流，始知今所傳者乃漢張禹匯合更定之本，而非漢初諸儒所傳之舊本也。至於《禮記》，原非聖人之經，乃唐孔穎達強以經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飫聞之，更無足異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書高下真偽本不難辨，但人先有成見者多耳。」[88]王、趙、錢三家的歷史考證，或十七史、或二十二史，不存在真偽問題，只有是非、正誤的考證。崔述的歷史考證，範圍在於先秦《六經》所述古史蹤跡，故於晚出的《六經》之外的一些關於古史的說法和描述，便有考證其真偽的必要。崔述提出的這個理論問題，在史書辨偽上和在歷史認識上，都有寶貴的價值。

  崔述歷史考證方法，是由辨偽書進而辨偽史。關於這一點，他在《補上古考信錄·提要》中闡述得十分清楚。他指出《周官》所謂「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說法的不可靠，認為這是戰國以後人的附會；他批評孔安國《偽尚書序》對「三墳」、「五典」的解釋和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的臆說；他以《論語》和「孟子溯道統」為證，證明「堯、舜以前之無書也明矣」；他天才地指出「必無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當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書也」；他認為《易傳》、《左傳》雖也說到包羲、神農、黃帝時事，「蓋皆得之傳聞，或後人所追記。然但因事及之，未嘗盛有所鋪張也」，《史記》始於黃帝，「然猶頗刪其不雅馴者，亦未敢上溯於羲、農也」，這是比較謹慎的。他指出：「《國語》、《大戴記》，遂以鋪張上古為事，因緣附會，舛駁不可勝紀。加以楊、墨之徒欲絀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遠無征，乃妄造名號，偽撰事跡，以申其邪說；而陰陽神仙之徒亦因以托之。……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所采益雜，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圖》、《三五歷》、《外紀》、《皇王大紀》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盤古氏者矣。於是邪說詖詞雜陳混列，世代族系紊亂龐雜，不可復問，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為其所淆。」[89]崔述的這些辨偽和分析，是從許多方面考證出來戰國以後尤其是西漢以後一些「鋪張上古為事」的文字，是不足為據的，它們紊亂了人們對於古史的認識，「豈容默而不言」！為恢復上古信史面貌，崔述提出了原則性的看法：「竊謂談上古者，唯《易》、《春秋傳》為近古，而其事理亦為近正；以此證百家之謬，或亦有不可廢者。故余雜取《易》、《春秋傳》文，以補上古之事。司馬氏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是余之志也夫！」[90]這個思想，正是《考信錄》的根本宗旨。《考信錄》各篇圍繞這一個重大歷史問題而展開，其辨偽、考信，有所向披靡之勢，在中國史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91]

  《考信錄》在史學理論和方法論上有重大的貢獻。崔述指出：「《尚書》但始於唐、虞，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起於黃帝，譙周、皇甫謐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著有《三五歷記》——引者）以後諸家遂上溯於開闢之初，豈非以其識愈下則其稱引愈遠，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乎！且《左氏春秋傳》最好稱引上古事，然黃、炎以前事皆不載，其時在焚書之前，不應後人所知乃反詳於古人如是也。」[92]在近代考古學興起之前，他的這個認識是正確的。這個認識，在中國古代史學上是有長久的淵源的。《文心雕龍·史傳》曾予以總結說：「追述遠代，代遠多偽」，「文疑則闕，貴信史也」。崔述的貢獻，是以嚴謹的辨偽、考證，發展了這個理論。

  崔述的歷史考證也有他的局限性。他堅守「考信於《六藝》」的原則，使他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他終於不能大膽正視經文本身存在的矛盾，以致往往陷於為其解脫的境地。而「他根本的誤處，是信古史系統能從古書中建立起來，而不知古書中的材料只夠打破古史系統而不夠建立古史系統」[93]。當然，從世界範圍來看，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還根本談不到嚴格意義上的原始社會史研究，「歷史科學在這一方面還是完全處在摩西五經的影響之下」[94]；而中國的史前考古學，則在崔述卒後一百一二十年才開始興起。如此看來，對崔述歷史考證的局限性，是不好苛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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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王、趙、錢、崔在歷史考證方面取得總結性成果之時，中國古代史學在史學理論方面也取得了總結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