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章學誠和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終結

  一、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

  清代的乾嘉時期，史學發展不僅在歷史考證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且在史學理論方面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過去有一種習慣的說法，即每講到「乾嘉史學」便以「考據」二字來概括，這是很不全面的。如上所述，乾嘉時期的考史學派，也並非止於考據見長。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還有章學誠對史學理論的總結和發展，寫出了《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這兩部名作，把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推進到它的最高階段。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清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所著《文史通義》內篇6卷、外篇3卷[95]，是評論文史的著作，而以評論史學為主，這是他的代表性著作。《文史通義》對清初以前的史學從理論上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提出了許多理論性認識。其中，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論「史德」，論「史意」，是涉及全局性的幾個史學理論問題。

  章學誠把古往今來的史書劃分成兩大系列，一是撰述，一是記注，而圓神、方智分別是撰述、記注的特點。這就是章學誠說的「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他對於史學的這個認識，在《書教》篇中有集中的闡述，且自視為比較成熟的作品。他說：「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96]他在《書教下》中寫道：「《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這裡，章學誠表明他是借用《易·繫辭上》中的兩句話並「取其義」來概括古今史籍的兩大特點，同時把這兩大特點分別跟撰述、記注結合起來，進而分史學為兩大宗門，以明其所承擔的不同的任務。接著，他又闡說這兩大宗門在表現形式上的不同要求：「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這是從任務的不同而說到形式的不同：方，是指體例的嚴整有序，使之能夠儲存、容納儘可能完備的歷史知識，即所謂「賅備無遺」；圓，是指體例上的靈活變化，使之能夠充分反映史家的歷史認識，即所謂「決擇去取」。

  章學誠的這個認識，在史學理論上的價值主要有兩點。第一，他運用這個認識考察了中國史學的發展，摸索到其中若干運動、變化的法則。對此，他首先概括地指出：「《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接著他考察了從《尚書》到《漢書》的變化過程，寫道：「《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他說的緯經、類例、包括，是指出史學變化中的幾個特徵。他的結論是：「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他說的《官禮》即《周官》，認為它是無所不備的。這樣，他就把從《尚書》、《春秋》到《史記》、《漢書》的發展變化，納入到圓神、方智這兩大宗門的系列之中了。

  

  第二，章學誠以圓神、方智這一認識考察中國史學發展時，包含了樸素的辯證思想。他指出：「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他結合史學的變化說：「《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97]。這是從《尚書》的「因事命篇」講到《通鑑紀事本末》的「因事命篇」的變化過程，在他看來，這就是「事屢變而復初」的「天下自然之理」的表現。他又認為：在袁樞本人並無此深意，其書「亦不盡合於所稱」，「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章學誠的這兩點認識，提出了他的獨到的總結中國史學發展的方法論，是他在史學理論上的創新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