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札記》全書36卷，補遺1卷，所考及論，上起《史記》，下至《明史》，包含全部《二十四史》；因《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當時未正式列入「正史」，故名「二十二史」。此書是作者中年宦途受挫後，「閒居無事，翻書度日」[79]所著。它撰成於乾隆六十年（1795），並有刻本。嘉慶五年（1800）收入作者全集時，有錢大昕、李保泰分別所寫的序文。趙翼在這書的「小引」中闡明他的考證方法是：「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同時，又表明了他對於歷史評論的興趣：「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廿二史札記》於考訂諸史中特重視發揮對於歷史的見解，關注於「治亂興衰之故」，這是不同於《十七史商榷》的主要之處。清人李慈銘論《廿二史札記》說：「此書貫串全史，參互考訂，不特闕文、誤義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綜其要義，銓其異聞，使首尾井然，一覽為悉。」又說「其書以議論為主」，「蓋不以考核見長」[80]。近人陳援庵先生論《廿二史札記》的撰述次第是：「每史先考史法，次論史事。」[81]這兩段話，大致把握了《廿二史札記》的撰述方法和基本特點。

  舉例說來，其卷一至卷三，標目為「《史記》《漢書》」，從卷一起始「司馬遷作史年歲」至卷二的「《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主要是論「史法」；自卷二的「漢帝多自立廟」至卷三結末「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主要是論「史事」。卷四、卷五為「《後漢書》」，卷六至卷八為「《三國志》《晉書》」，卷九至卷十二為「宋齊梁陳書並《南史》」，卷十三至卷十五為「魏齊周隋書並《北史》」，卷十六至卷二十為「新舊《唐書》」，卷二十一、卷二十二為「《五代史》」，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為「宋遼金史」，卷二十九、卷三十為「《元史》」，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為「《明史》」，大致都循此例。

  趙翼考史的基本方法是「參互勘校」，這包括以每一史之紀、傳、志、表的比勘、考校，也包括以相關史書的對比、考訂。如其論「宋齊梁陳書並《南史》」即有如下條目：《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南史》刪《宋書》最多、《南史》過求簡淨之失、《南史》誤處、《南史》增《齊書》處、《南史》與《齊書》互異處、《南史》增刪《梁書》處、《南史》刪《梁書》處、《南史》增《梁書》有關係處、《南史》增《梁書》瑣言瑣事、梁南二史歧互處、《南史》於《陳書》無甚增刪、《南史》與《陳書》歧互處等（卷十至卷十一）。從這裡可以看出，趙翼對於史書的考訂，重點不在於文字的校勘，而在於史書所記內容的異同和得失，反映出他「貫串全史」的見識。

  《廿二史札記》「以議論為主」，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評論史事，一是評論史學。在評論史事方面，他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如：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卷二），漢使立功絕域、武帝時刑罰之濫、兩漢外戚之禍（卷三），宦官之害民（卷五），六朝清談之習、南朝多有寒人掌機要（卷八），宋齊多荒主（卷十一），江左世族無功臣（卷十二），魏孝文帝文學（卷十四），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武后納諫知人、唐代宦官之禍、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方鎮驕兵、間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卷十九、卷二十），等等。這些，不僅是歷史上的重大問題，為後人研究歷史多有啟發，而且包含了作者繼承顧炎武所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82]的經世致用思想。這就是趙翼說的「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此書精華，即在於此。在這一點上，它很接近於《讀通鑑論》，似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讀廿二史論」或「讀正史論」。

  《廿二史札記》在史學評論方面，因作者善於運用比較方法，故能持論平實，類似「《史》《漢》互有得失」（卷一）這樣的議論，全書頗多發揮。又所論「宋、齊書帶敘法」、「《齊書》類敘法最善」、「《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卷九、卷十）、《新五代史》「書法謹嚴」（卷二十一），「《宋史》事最詳」（卷二十三），「《遼史》立表最善」（卷二十七），「《明史》立傳多存大體」（卷三十一）等，都是比較重要的史學見解。

  錢大昕評論趙翼學術說：「先生上下數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訂曲直，不掩其失，而亦樂道其長」，其「心地」有過人之處。這是從歷史評論和史學評論兩個方面評論了趙翼的學術。他又評論《廿二史札記》的特點說：「讀之竊嘆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83]「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確是趙翼史論的風格。所謂「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以及李保泰在此書序中說的「援古證今，指陳貫串」、「斟酌時宜，折衷往昔，其所裨於斯世者不少」，都是講的趙翼史學的經世之旨。歷來有一種說法，認為乾嘉時期的考史學派，只擅長微觀的、具體的考據，既沒有理論，又脫離社會。這種說法，至少是片面的，有重新認識的必要。錢大昕比趙翼晚出生二年，他的《廿二史考異》比起《廿二史札記》來，又另有一種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