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歷史考證的輝煌成果

  一、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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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前期的史學在歷史考證方面取得了極輝煌的成果，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和崔述的《考信錄》，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王鳴盛（1722—1797），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晚年改號西沚居士，清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趙翼（1727—1814），字雲崧，亦作耘松，號甌北，清江蘇陽湖（今江蘇武進）人。錢大昕（1728—1804），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清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崔述（1740—1816），字武承，號東壁，清直隸大名（今屬河北）人。他們的卒年，比名震歐洲史壇的德國「蘭克學派」創始人蘭克（1795—1886）約早70至90年。他們多活躍於乾嘉時期，是「乾嘉學派」歷史考證的代表人物。他們治史的宗旨，可以用錢大昕的一段話作為概括，即「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69]。簡要地說，「實事求是」是他們共同的旗幟。

  《十七史商榷》100卷。作者對書名做了這樣的解釋：「十七史者，上起《史記》，下訖《五代史》，宋時嘗匯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揚榷之也。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而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為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制，事跡，詮解蒙滯，審核踳駁，以成是書，故名曰『商榷』也。」[70]這是作者關於此書書名和內容的說明。王鳴盛又論其對前人所著史書的看法及其考史原則說：「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跡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予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跡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諸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書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總的來看，考證史家所記典制、事跡之「實」，是其主要宗旨，而法戒、褒貶、議論則非其所重。他的這些看法，有精闢之處，即追求史事之真實。這正如比他晚得多的德國史家蘭克在《拉丁和條頓民族史》的序言中說的那樣：「歷史指定給本書的任務是：評判過去，教導現在，以利於將來。可是本書並不敢期望完成這樣崇高的任務。它的目標只不過是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而已。」[71]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前者主要是考證，後者主要是描述。

  《十七史商榷》在考證上的成就，一是關於史書文字的考訂，一是關於歷史事實的考訂。十七史在傳抄、刊刻中不免有文字上的舛誤，王鳴盛說的訛文、脫文、衍文，皆屬此類。他在這方面所做的改、補、去的考訂工作，有不少成績。同時，史書在傳抄、刊刻過程中，還會出現編次的舛誤和史文的顛倒、遺漏；前人在注史、校史、補史方面，也會出現誤注、誤校、誤補的地方。王鳴盛在這些方面的考訂，也有不少成績。此書在歷史事實的考證上，以典制和事跡為重點，其中以典制為主，而尤其重於地理和職官的考證。如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以4卷的篇幅集中討論《漢書》所記地理問題，謂之「地理雜辨證」。卷八十一專論唐代官制，而卷七十八至卷八十則兼論唐代地理與官制。此書考證歷史事實，有時也涉及重大問題，如其通過曹參、申屠嘉、鄧通等人行事，指出「漢初人才已盛」[72]；以《魏書·司馬睿傳》與《晉書·孔愉之傳》、《殷仲堪傳》相互參考，證明東晉時期「君弱臣強」[73]之勢等。王鳴盛在自序中表明，他是並不著意於議論這一類「虛文」的。但事實上他對史事和史學都有不少評論，而於史學方面的評論更能反映他的學術見解。他在不少地方推崇馬、班、陳、范四史；他對魏收《魏書》被「號為『穢史』」持不同看法，認為「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必出諸史之下」[74]；他認為《新唐書》帝紀「太簡」[75]，而吳縝《新唐書糾謬》「其指摘卻亦有精當處」[76]。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看法。但其所論諸史，亦往往有不妥之處，如他對杜佑《通典》多有誤解和失實的批評，甚至認為「此書之成亦可雲易」[77]；他完全否認李延壽《南史》、《北史》的史學價值，完全否認前人對《南史》、《北史》評論的任何合理因素，批評李延壽「學識淺陋」、「信手塗抹」、「昏謬如此，此亦妄人也已矣」[78]。像這樣的批評，都不是很冷靜、很妥帖的。在這方面，王鳴盛的書比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不免顯得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