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潛書》和《讀史方輿紀要》

  在歷史批判和經世致用方面，比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稍晚的唐甄、顧祖禹，也各有突出成就，這就是《潛書》和《讀史方輿紀要》。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鑄萬，後更名甄，四川達縣人。所著《潛書》上下篇，共97目。上篇論學術思想，下篇論政治歷史。時人論其治學是：「考古證今，求其成敗得失之故，洞然心胸。晚而學道，奮以聖賢為歸，默證潛修，多所自得。」稱其書「為漢、唐以來所未有」，「為周、秦而後僅見之作」，「其文高處，閎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達如賈誼」[59]。唐甄尖銳地指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大將、偏將、卒伍、官吏殺人，「天子實殺之」；「殺人者眾手，實天子為之大手」[60]。這是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皇權。他又指出：「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為也，君也。小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奸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盜賊之亂者誰也？反是於有道，則天下治，反是於有道者誰也？」[61]這一連串的詰問，也是直指皇權。唐甄把天下治亂歸於帝王一人，這並不是正確的認識；但皇權是專制集權的集中代表，他把批判專制集權的矛頭指向皇權本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有積極意義的。

  顧祖禹（1631—1692），字景范，江蘇無錫人，人稱宛溪先生。他以20年工夫，十易其稿，撰成《讀史方輿紀要》這部地理書巨製。全書130卷，附《輿圖要覽》4卷，文字浩繁，結構嚴謹。它的正文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歷代州域形勢」。這是有關自上古至元、明的行政區劃及其沿革，是歷史地理部分。二是分敘全國各地方輿。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為次第，論述兩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轄範圍的地理形勢：含序論，概述，分論各府、州、縣、長官司的山川形勢和城、鎮、營、寨、堡、關、隘、橋、驛等軍事設施。這是政治、軍事地理部分。三是總敘全國山川分布。這是輯錄前人著作中有關文獻編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錄《輿圖要覽》有地圖數十幅，圖前有序，圖後有表；其中「九邊圖」和《黃河圖說》、《海運圖說》、《漕運圖說》等，也反映出作者對軍事的重視。

  《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以地理為基礎、以闡明軍事上的成敗為主要內容、以總結政治興亡為目的的巨著。作者為各地方輿所撰的序論，最能反映出他在這方面的造詣和旨趣。顧祖禹論江南方輿說：「以東南之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南直而已。」[62]論河南方輿說：「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63]論浙江方輿說：「浙江之形勢盡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64]這是分別用幾句話就概括了不同地區的地理形勢的輕重、得失，從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見解之深。顧祖禹在論述各地方輿時，注意結合社會歷史的多種因素來評價它們的地位，這尤其顯示出作者傑出的政治見解和軍事思想。如他從漕運與京師的關係指出山東地理位置的重要；他以四川為例，強調險不足恃和人的主觀作用，慨嘆於「恃其險而坐守之，以至於亡，又豈唯蜀為然哉」；他一方面指出關中地理形勢的重要，一方面又指出這種地理形勢要發揮作用是跟一定的時機，人的行為和才能有密切的關係；他還從局部和全局的關係、按照不同的層次來看待某個地區之地理位置的特點（以上分別見山東、四川、陝西、湖廣方輿紀要序）。這些見解，顯示了作者的淵博和卓識。因此，《讀史方輿紀要》歷來受到人們很高的評價，稱讚它「詳建設則志邑里之新舊，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鑒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65]。說它「不征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66]；稱讚它「其志之超邁，用力之專勤，而成書之浩博，亦既無復加矣」[67]；強調它的特點在於評論「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68]。這些評論，都是很中肯的。

  《潛書》和《讀史方輿紀要》在歷史批判與地理書的經世致用方面，也是帶有總結性的重要著作，在清代前期史學發展上占有顯著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