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顧炎武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

  顧炎武（1613—1682），本名絳，後更名炎武，字寧人，自號亭林山人，江蘇崑山人，後人尊稱他亭林先生。他同黃宗羲、王夫之一樣，都有一段抗清復明的政治經歷。在學術思想上，他們都具有早期啟蒙意識和民主主義特點。顧炎武治學，重視讀書和實地考察相結合，而力倡「致用」之學。他一生的著作很多，《日知錄》是史學上的名作；《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他纂輯的一部地理書，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他的單篇論著，經後人編輯為《亭林文集》，反映了他對專制主義的批判精神和治學主張；他匯記歷代都城史實而成的《歷代宅京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輯錄都城歷史資料的專書；他纂輯的地理書《肇域志》，是《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姊妹篇，在久經湮沒後，近年已被發現。這些撰述，除《肇域志》鮮為人見外，它們在史學上都各有自身的價值和影響。

  顧炎武力倡經世致用之學，言論甚多，可謂不遺餘力。他的總的指導思想是「文須有益於天下」。他指出：「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46]他自謂：「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47]又指出：「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他說他的《日知錄》一書，「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48]，其中「治道」占有重要位置。錢大昕論顧炎武學術說：「亭林先生博學通儒，所撰述行世者，皆有關於世道風俗，非僅以該洽見長。」可謂深得顧炎武治學宗旨。

  顧炎武對於史學的經世致用極為重視。《日知錄》卷十六「史學」引唐人殷侑批評「史學廢絕」、建議在科舉考試中加強「史科」的言論，並且指出：「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殷侑的建議中，指出科舉考史，「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顧炎武很贊成他的看法。他強調說：「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49]又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50]他的這些言論和主張，都在於把史學跟「明道」、「救世」、「經世之用」結合起來。

  顧炎武的史學活動，鮮明地體現出他的「經世致用」主張。他撰《營平二州史事》一書，是從一個方面揭示明亡的原因，「豈非後代之龜鑑哉」[51]。徐元文（顧氏之甥）題《歷代宅京記》說：「先生勖語：『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考古論今。』」這是道出了此書的宗旨。而《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最能反映顧炎武「經世之用」史學思想的代表性撰述。他在這書的序中說：「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間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深切地反映了顧炎武的歷史使命感和經世濟國的抱負，這也正是纂輯此書的目的。他說的「輿地之記」，即《肇域志》，重在詳歷代建置，地理沿革；而「利病之書」，即《天下郡國利病書》，重在詳各地山川形勝、物產資源、風俗民情以及農田水利、工礦交通、戶口賦役等「利病」之所在。他在《肇域志》序中說明纂輯這一部書的方法是：「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誌，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52]《天下郡國利病書》的纂輯當與此大致相同。這書雖是纂輯前人論述，但在反映經世致用之旨方面卻十分突出，尤其對於明代的經濟、政治得失，更是作者所特別關注的。

  《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一部未完成稿，作者前後纂輯20餘年，分訂34冊。原稿未定次第，後人編次為：北直隸上，北直隸中，北直隸下，蘇上，蘇下，蘇松，常鎮，江寧廬安，鳳寧徽，淮安，淮徐，揚州，河南，山東上，山東下，山西，陝西上，陝西下，四川，浙江上，浙江下，江西，湖廣上，湖廣下，福建，廣東上，廣東中，廣東下，廣西，雲貴，雲貴交趾，交趾西南夷，九邊四夷。其後又有分訂為50冊者，以均厚薄。原書不分卷，後有分為100卷或120卷者，只可作為參考。卷首有一篇總論，編集前人論述，分地脈、形勝、風土、百川考4個部分，略述全國山脈分布、地形特徵、氣候土壤、水系源流。此書由地理而論「利病」，不僅關注於江浙、內地，也關注於邊疆地區，兼及中國與有關國家的地理關係和貿易關係。它記各地的自然環境，政區劃分狀況和戍守形勢等，而以記各地經濟狀況為主，這使它在地理書中獨具特色。它記述經濟狀況的方面很寬廣，包含漕渠、倉廒、糧額、馬政、草場、鹽政、屯田、水利、賦稅、徭役、戶口、方物等，其中又以記述土地、賦役、水利最多。關於土地，它涉及土地的分配、占有和使用情況，土地兼併的發展，以及因自然條件的變化而引起土地變化和農田建設等。全書除對各地屯田興廢有較多的論述外，還記述了不同地區在區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種種情況，記述江南地區沙田、洲田的情況以及荒田、勛田、僧田等情況。關於賦役，作者一方面注意於全國各地的賦役情況，另一方面則尤矚目於江南的賦役之重。顧炎武重視《大學衍義補》的說法：「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53]又引證王象恆《東南賦役獨重疏》之說：「人止知江南錢糧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與宇內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與他處之輕者相等矣。」[54]顧炎武在《日知錄》里提出「蘇松二府田賦之重」[55]的論點，當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國賦役情況後得到的結論。此外，作者引證各方面的材料披露出：明代一條鞭法在有的地區「屢行屢止，致使忠實良民鬻田大半，戶口尚高，經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苦累不可勝言」[56]；在另一些地區，已經到了「祖宗畫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復哉，果終不可復哉」[57]的地步了。關於水利，作者匯集大量歷史文獻及前人的有關言論，對全國各地水利事業均有記載，有的著重臚列歷代水利，有的著重分析一方水利現狀，還有關於這方面的奏議、調查、記事、論著。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視江南的賦役狀況一樣，他也十分重視江南的水利狀況，故於江南水利論述尤多。這反映了明代江南在地理條件上的特點和社會經濟上的地位。

  《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隸、山東、陝西為最多，浙江、廣東、四川、湖廣次之，福建、雲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廣西、貴州最少。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輯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區在全國經濟、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這跟唐中葉以前人們講地理、論食貨必首推關中的情況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語。這書雖以輯錄前人論述成編，但於選材、標目、編次之中，亦足以反映出作者開闊的視野、深刻的見解和經世致用的纂述目的；它雖是一部地理書，卻蘊含著纂輯者的豐富的經濟、政治思想和深刻的歷史見識。

  顧炎武對於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同黃宗羲、王夫之一樣，都具有早期啟蒙思想的理性色彩和樸素的民主主義精神。這集中反映在收錄於《亭林文集》中的《郡縣論》9篇、《錢糧論》2篇、《生員論》3篇、《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等論文。《郡縣論一》對封建、郡縣的廢興提出了新的認識，顧炎武指出：「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如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這末了兩句話，是揭出了封建、郡縣弊端的本質，而「其專在上」則是針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出來的。顧炎武對於郡縣制必然要變以及如何變均持肯定而明確的看法，認為：「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雖然他對於「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解釋不免模糊，但他提出必須克服「其專在下」與「其專在上」的弊病而使封建郡縣兩種制度達到某種程度的調和，確是具有理性主義的天才設想。顧炎武在《錢糧論》中對於農民有谷無銀而出現「人市」和「火耗」造成的「生民之困」[58]，深寄同情之心，並揭露了封建吏治的腐敗，從一個方面反映出他的民主主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