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夫之史論的歷史價值

  《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是關於學術史的總結性成果，與之相媲美的，是王夫之所著《讀通鑑論》、《宋論》，它們是關於歷史評論的總結性成果。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他晚年曾隱居于衡陽的石船山下，故又自號船山老農、船山遺老，後世學者稱他為船山先生。《讀通鑑論》是他借著閱讀《資治通鑑》而撰寫的一部歷史評論，全書30卷，包括秦史評論1卷，兩漢史評論8卷，三國史評論1卷，兩晉史評論4卷，南北朝史評論4卷，隋史評論1卷，唐史評論8卷，五代史評論3卷。從思想上看，它是涉及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發展進化的歷史觀、精於辨析的興亡論、重視以史學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是它的歷史價值的幾個主要方面。

  發展進化的歷史觀。王夫之的歷史觀，貴在對歷史進程有一個通觀全局的認識，其核心是「理」與「勢」的統一。秦廢封建而立郡縣，始終是封建社會中爭論不休的問題，這是因為人們習慣於把興衰治亂同它聯繫起來的緣故。綜論中國歷史的進程，勢必離不開這個問題。因此，《讀通鑑論》開篇就提出：「兩端爭勝，而徒為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23]所謂「辨封建者」，早已為李百藥、柳宗元所駁斥。王夫之晚於柳宗元800餘年，他有更多的歷史根據來批評「辨封建者」的論調。他認為，郡縣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合古今上下皆安之」，這是一個基本的趨勢。接著他從理論上提出：「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這就是說，這種「勢」的發展，是受著「理」的支配。關於封建、郡縣的討論，柳宗元已從「勢」的方面做了精闢的論述。王夫之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理」，是對柳宗元《封建論》的發展。那麼，什麼是「理」呢？王夫之借用傳統的術語而賦予其新意解釋說：「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天之命，有理而無心者也。」[24]天是物質，有「理」而無「心」即沒有意志。所謂「天者，理也」，是指物質自身運動的法則即是「理」。所謂「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說的是這種法則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形式、狀態。因此，「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25]；而郡縣制之不可廢，也是「理而能然」，自有其理所致。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王夫之又從守令、刺史「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的特權這一歷史事實指出：「勢相激而理隨以易。」[26]這是指出了「理」也不能脫離「勢」的變化而一成不變，此即所謂「勢因乎時，理因乎勢」[27]。時總在變化，勢與理也就隨之變化。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構成了王夫之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觀。他認為，評論歷史、看待現實，只有「參古今之理勢」[28]，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

  

  辨析精闢的興亡論。一部《資治通鑑》，其旨在於「論次歷代君臣事跡」，以為「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的根據。《通鑑》有胡三省注，主要是注其內容；《通鑑》有王夫之論，主要是論其思想。《通鑑》有此二書相輔，司馬光可以無憾。王夫之的論，範圍雖廣，但基本上是圍繞著治亂興亡而展開的。如他自己所說：「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29]可見，王夫之的論，已遠遠超出了《通鑑》本身所提供的思想資料，而具有獨創的性質。《讀通鑑論》之論歷代興亡治亂，有這樣幾個重要方面。第一，是托國於諛臣則亡，國無諛臣則存。他指出：「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托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為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30]這是從秦、漢論到宋、明，闡述有無諛臣、君主是否「好諛」對於國之存亡的關係。他進而指出：「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為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為榮，大禍臨前而猶以為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31]這是把是否有諛臣與國之存亡的關係，做更廣泛的認識，認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與焉，而好諛為最。」[32]第二，是指出了不重「積聚」、「無總於貨寶」與政治統治的關係。他舉了一個人們很熟悉的事例：「漢王（劉邦）之入秦宮而有艷心……樊噲曰：『將欲為富家翁邪？』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33]樊噲以幽默的口吻批評了劉邦，劉邦大度地接受了批評，此事涉及漢初的治國方略，文景之治、武帝之盛都與此有關，實未可小看。王夫之由此通觀歷史，指出：「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饑寒以死。……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尚知懲乎！」[34]他著重指出的，還是「積聚」與政治得失的關係：如西晉末年，劉聰攻占洛陽，執晉懷帝，百官無一死者。而當初有人提出暫避洛陽的建議，公卿們不同意，並以「效死以守社稷」為藉口。王夫之辨析說，這一方面是公卿們擔心失去「尊榮」；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久宦於洛，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顧，弗能捐割」。他接著引用《尚書·盤庚》篇中話並發表感慨說：「故《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于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軀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杖節死義乎？」王夫之在鞭笞這類公卿的同時，也稱讚了唐玄宗於危難之中「度越尋常」的見識。安史之亂起，玄宗將奔蜀，楊國忠建議焚毀府庫。玄宗說：「留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王夫之認為：「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他對北宋時「汴京士庶擁李綱以歡呼者」，提出不同於一般看法的見解，認為其中不能排除「不忍捐其雞豚瓮缶」之情，以至於「肝腦塗地，妻子為俘」[35]。在他看來，樊噲的富翁之誚對於政治的得失，實在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故反覆予以闡說。第三，是指出了「風教之興廢」與皇朝興亡的關係。王夫之認為：「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36]這裡說的「風教」，主要指人們在政治品質上的修養和原則。他結合東晉、南朝的歷史論道：「大臣者，風教之去留所託也。晉、宋以降，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全為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國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師效，以為固然，而矜其通識。」[37]這些話，很深刻地反映出東晉、南朝門閥地主的特點，即他們把家族的存亡置於皇朝的存亡之上，而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是所謂「世臣而托國者」，這實在是當時政治的悲劇。與此相聯繫的，王夫之還指出自漢迄於隋，有「偽德」、「偽人」造成政治亂敗的現象，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什麼是「偽德」？他說：「持德而以之化民，則以化民故而飾德，其德偽矣。」這種「偽德」的表現形式及其危害是：「挾一言一行之循乎道，而取償於民，頑者侮之，黠者亦飾偽以應之，下上相率以偽，君子之所甚賤，亂敗之及，一發而不可收也。」什麼是「偽人」？王夫之認為：「夫為政者，廉以潔己，慈以愛民，盡其在己者而已。」如果不能這樣做，又「持此為券以取民之償」者，便是「偽人」。他列舉事實，自西漢便出現這種「偽人」，而至東漢之末，則「矯飾之士不絕於策」，至隋文帝更是「獎天下以偽」，以至於「上下相蒙以偽，奸險戕奪，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焰不可撲，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恥蕩然之為也」[38]。他反覆揭示了「偽德」、「偽人」對於政治的危害。他認為，德之於政，確乎是重要的，關鍵在於一個「誠」字。他說：「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尚政者，不足於德；尚德者，不廢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誠之至而動也。」[39]王夫之從「風教」論到「德化」的誠與偽，都是指出了意識形態對於政治的重要。《讀通鑑論》對於歷代治亂興衰之故的辨析十分廣泛，其中有些是對具體問題說的，有些則是具有普遍性的認識。他說此書「於大美大惡昭然耳目、前有定論者，皆略而不贅」[40]。這反映了他在歷史評論方面對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上述幾個方面都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認識上多有超出前人的地方。

  重視史學經世致用的思想。清初的史學家們都十分重視史學的經世致用，而以王夫之在這方面的理論闡述最為突出。他認為：「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慾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41]史書的作用，就是「述往以為來者師」，這就要求撰述史書的人明確而又能夠把握「經世之大略」，使後人足以認識到歷史上的「得失之樞機」，以為現實的借鑑，否則人們又何必需要史學呢。這是極明確地指出了史學經世致用的作用，把史學上的經世致用的思想和實踐概括得更鮮明了。他還說：「史者，垂於來今以作則者也。」[42]因此，史學是極莊嚴的事業。「垂於來今以作則」，是從正面強調了史學的經世作用。他撰《讀通鑑論》，就是在實踐這種史學經世致用的思想，即所謂「刻志兢兢，求安於心，求順於理，求適於用」[43]。王夫之重視史學經世致用的思想，首先是他不贊成把史學僅僅作為一種知識來看待，指出：「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44]他尖銳地批評說：「覽往代之治而快然，覽往代之亂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則稱說其美；知其有以召亂而亂，則詬厲其惡；言已終，卷已掩，好惡之情已竭，頹然若忘，臨事而仍用其故心」；這樣的人，「聞見雖多，辨證雖詳」，不過是「玩物喪志」罷了，與史學經世無涉。其次，他認為史學的經世作用，必須在人們的思想上有足夠的重視，才能發揮出來。他從認識與實踐的關係分析道：「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這是說明不懂得歷史借鑑和懂得歷史借鑑在政治實踐中的不同。那麼人們怎樣「取資」於歷史呢？他說：「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從今天的認識來看，這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條件去考察，從而取得正確的認識，用以指導當前的政治實踐。王夫之進而強調說：「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只要具有上述的思想和認識，那麼歷史就可以起到借鑑的作用。再次，王夫之從認識論上闡述了歷史這面「鏡子」與通常人們所用的鏡子的不同之處。他指出：「故論鑒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鑒之徒懸於室、無與照之者也。」[45]第這是進一步說明史之為鑑，只有通過認識歷史之主體的認識活動才能實現。所謂「唯在一心」，就是這個道理。在中國歷史上，史可為鑑的思想在西周時期就產生了，後來歷代史學家和政治家不斷有所論述，但像王夫之從理論上闡述得這樣透徹的，在他以前還不曾有過。

  王夫之的另一部歷史評論著作《宋論》，凡15卷，詳論宋代歷史的得失，對其錯綜複雜的矛盾都有精到的分析，是《讀通鑑論》的姊妹篇。這兩部歷史評論代表了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最高成就，是這方面的總結性成果。這不僅是它們在內容上的系統和完整，還在於它們都達到了當時歷史思想發展的高度；書中許多分析和論斷，可以看作是史學家對歷史的哲學思考，也可以看作是思想家對歷史的歷史考察。如果說，王夫之在歷史評論中表現出來的歷史批判精神，同黃宗羲有很多相通之處的話，那麼他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則同顧炎武有很多相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