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的史學價值

  《明儒學案》是一部記述明代學術思想及其流派的學案體學術史著作，成書於康熙十五年（1676），是黃宗羲的力作之一。全書62卷，卷首有《師說》一篇，臚列方孝儒、陳獻章、王守仁等人，以為總綱。以下略按時間先後及學術流派編次崇仁、白沙、河東、三原、姚江、浙中、江右王門、南中王門、楚中王門、北方王門、粵閩王門、止修、泰州、甘泉、諸儒（上、中、下）、東林、蕺山學案，凡17目、19篇。其中，屬明前期的，崇仁學案4卷，列吳與弼等10人；白沙學案2卷，列陳獻章等12人；河東學案2卷，列薛瑄等15人；三原學案1卷，列王恕等6人。屬明中期的，姚江學案1卷，獨列王守仁1人，附錄2人；浙中學案5卷，列徐愛等18人；江右學案9卷，列鄒守益等27人，附錄6人；南中學案3卷，列黃有曾等11人；楚中學案1卷，列蔣信、冀元亨2人；北方學案1卷，列穆孔暉等7人；粵閩學案1卷，列薛侃、周坦2人；以上為王學各派。同時別立止修學案1卷，列李材1人；泰州學案5卷，列王艮等18人；甘泉學案6卷，列湛若水等11人；諸儒學案3篇共16卷，列方孝儒、羅欽順、李中等43人，以敘諸派以外學人。屬明晚期的，東林學案4卷，列顧憲成等17人；蕺山學案1卷，獨舉劉宗周1人。以上，總敘明代學者200餘人。作者於每一學案，首先撰一小序，略述其學術淵源及論學要旨；其次則為每一學人撰一小傳，略述其生平、著作、師承，而於小傳之後摘錄其主要學術見解及與之相關的評論，間或撰有按語。全書脈絡清晰，結構嚴謹，是一部具有獨特形式的學術史專書。

  黃宗羲撰《明儒學案》，意在闡明有明一代學術思想史上各派的「宗旨」。關於這一點，他在此書的凡例中反覆加以闡說，指出：「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講學貴有宗旨，讀書也貴在能得其宗旨，黃宗羲正是以這樣的認識來看待明代學人的學術思想，也是以這樣的認識來撰述此書的。因此，他對於每一學案、每一學者的學術，都努力揭示其宗旨。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力戒舊弊，在撰述上給自己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他說：「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這就是說，必須從「其人一生之精神」中，才可「見其學術」，才可「纂要鉤玄」，揭其宗旨。沒有這種嚴謹的精神，則所謂「宗旨」云云，就會成為空論。《明儒學案》之成為古代學術史著述的傑作，其真諦即在於此。在編纂思想上，黃宗羲還重視各家的自得之學。他在凡例中指出：「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14]正因為他有這種開闊的認識，才能超乎於一派一家之上而綜論有明一代的學術。黃宗羲的這一編纂思想，在乾隆四年（1739）鄭性為此書所撰的序文中得到了進一步發揮。概括說來，黃宗羲研究明代學術史的方法論是：「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15]

  《明儒學案》中，黃宗羲以崇仁、白沙兩學案闡述明代學術的由來和去向。《崇仁學案》小序謂：「康齋（吳與弼——引者注，下同）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為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婁諒）、莊渠（魏校）稍為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陳獻章）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指吳與弼），當為別派。於戲！椎輪為大輅之始，增冰為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16]這是指出了吳與弼一派學人上承宋人學術之餘緒，下開明代學術之先河的作用，而其轉機則是吳門弟子陳獻章。故《白沙學案》小序稱：「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王守仁）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17]，所謂「至陽明而後大」，這是指出了明代學術由此而形成了主潮。《姚江學案》小序進一步強調說：「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指王守仁）而始大明」，「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18]。於是陽明學術盛行，「說元說妙」，諸派林立，是主潮之中，也醇疵互見。黃宗羲以《蕺山學案》專敘其業師劉宗周，其小序說：「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攀龍）、劉（宗周）二先生，並稱為大儒，可以無疑矣。」接著指出了在批判佛學上，高是「大醇而小疵」而劉則是「醇乎其醇」的區別。[19]《蕺山學案》輯錄了劉宗周的許多學術見解，在全書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所有這些，反映了黃宗羲對於業師的崇敬。而他把東林學派的領袖人物之一高攀龍與劉宗周並稱兩大儒，同樣也包含著他對於東林人物景仰之情。《東林學案》小序意在批判「以為亡國由於東林」的種種謬說，黃宗羲的激憤之情，流於筆端，寫道：「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20]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於天啟年間官御史之職，亦為東林名士，因彈劾魏忠賢而被閹黨所害。黃宗羲對東林士人的浩然正氣和歷史影響有深刻認識，絕非偶然。

  《明儒學案》當黃宗羲在世時，已有刻本流傳，為世人所重。此書不載李贄，亦可謂大醇小疵。

  黃宗羲在撰述《明儒學案》後，於晚年著手著《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21]，未及成編而卒。臨終前，命其子黃百家繼續纂輯。黃百家在其父已撰成17卷的基礎上，增撰了十幾個學案，未能續成父業而卒。此後，此書的纂輯由全祖望繼承下來。

  全祖望（1705—1755）是浙江鄞縣人，字紹衣，號謝山，自署鮚埼亭長、雙韭山民，學者稱他謝山先生。全祖望年輕時以才識見稱，宦途受挫後即以講學、著述為業。他推重黃宗羲的學術，自稱是黃門私淑弟子，決心完成黃氏父子未竟之業。全祖望自乾隆十年（1745）起，續撰《宋元學案》，經歷10年工夫，包括對黃氏父子舊稿的訂補和他的續作，共得86卷，完成了全書的絕大部分。這距全祖望手訂《序錄》所包含的百卷之數，尚缺14卷，他也未能終編而辭世。道光十八年（1838），王梓材、馮雲濠以黃氏後人所編次的86卷及全祖望舊稿，據《序錄》的宗旨、規模，整理補充，乃成百卷之數。《宋元學案》從黃宗羲創始，經過幾代人的纂輯，歷時近一個半世紀，終於撰成，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件值得稱道和紀念的事情。

  《宋元學案》的體例大致與《明儒學案》相仿，但也有所發展。第一，《宋元學案》於每一學案增設一表，這是因為宋代學派林立，師弟子傳承相繼而起，頭緒紛繁，列表便於觀覽。學案表為黃、全所創，大部分出於王、馮所補。第二，《宋元學案》有《序錄》一篇，出於全祖望之手，這是仿《史記·太史公自序》的體例，唯不記作者本人家世。《序錄》確立了全書百卷的規模，也指示出每卷的內容和主旨，具有發凡起例的性質。第三，《宋元學案》於每一學案之後，多載時人或後人評論，以明其主旨與得失。從學案體史書的發展來看，它在體例上比《明儒學案》更加完備了。

  《宋元學案》的最後5卷是：《元祐黨案》和《慶元黨案》，撰者謂「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者；《荊公新學略》、《蘇氏蜀學略》、《屏山鳴道集說略》。作者認為王安石、蘇洵父子「雜於禪」，李純甫則「雄文而溺於異端」，故不以學案為名，置之書末，以示區別，這是作者治學案而「不可不窮其本末」之意。

  以上兩部學案體史書各有長短：在突出宗旨和取材精審方面，《明儒學案》優於《宋元學案》；在立論公允、體例完備、內容豐富方面，則《宋元學案》優於《明儒學案》。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顯示了作者在總結學術史的同時，也表現出對於政治的關切。《明儒學案》中的東林學案和《宋元學案》中的元祐、慶元兩黨案，可以證明這一點。尤其是《東林學案》同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所洋溢的歷史批判精神，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