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歷史批判精神和經世致用史學思想的發展

  一、黃宗羲的歷史批判精神

  明中葉開始發生的封建社會內部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微弱的變化，明後期的腐敗統治和明末激烈的階級鬥爭，以及明、清皇朝的嬗代，這些重大的社會變動，促使史學家、思想家重新看待歷史，進一步考察史學同社會的關係，從而激發了他們的歷史批判精神，也推動了經世致用史學思想的發展。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顧祖禹等人的著作和思想，突出地反映了史學發展的這個新的趨勢。

  在清初的史學家中，黃宗羲的歷史批判精神具有鮮明的代表性。他的《明夷待訪錄》，是這方面的突出著作。這部書以批判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為核心，闡述了作者對於歷史的批判性見解和進步的歷史觀。它包含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鎮、田制（3篇）、兵制（3篇）、財計（3篇）、胥吏、奄官（上、下）共13目21篇，涉及政治、經濟、軍事、財政、教育等方面。黃宗羲從歷史發展上闡述了封建社會君主「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的變化過程，認為：「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8]這是從「公」、「私」觀念上揭示君主的「逐利之情」，從而為「天下之大害者」。

  黃宗羲對歷史上封建專制政治的批判，集中表現在為臣之道、法的本質和君主世襲制等方面。他認為：「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黃宗羲明確地指出了「為萬民」與「為一姓」是為臣之道的根本區別，認為凡「出而仕」者，當以「為萬民」為立身之道，非其道則不當「立身於其朝」。他進而指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9]君臣父子關係，是儒家歷來所宣揚和實踐的三綱五常的核心，是以等級秩序為基礎的名教觀念的集中表現。因此，他抨擊歷史上以君臣關係比附父子關係的觀念和做法，觸及了傳統的歷史觀念和社會倫理觀念的本質。

  黃宗羲從「一家之法」和「天下之法」的區別，闡述了他對歷史上法制本質的認識，指出：「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嘗為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10]他還指出，三代之法是「無法之法」，後世之法是「非法之法」。這種對法的歷史批判，同上文說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以及「為天下」與「為一姓」的區別的思想，是互為表里的。黃宗羲針對明太祖廢除宰相之制，指出君主傳子之制的危害，認為：「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並傳子之意而失者乎！」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11]他從傳賢與傳子的利弊，闡述了廢除宰相制度的危害，進而揭示了君主世襲制的不合理性。黃宗羲對歷史上政治制度的這幾個方面的批判，都歸結到對君主專制的批判，因而都帶有根本的性質。從今天的認識來看，他的歷史批判的方法論，一般還只限於以三代同後世相比較而論其是非，因而不能從君主專制政治產生、發展、衰亡的必然性上來揭示它在歷史上的作用，這是他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所致。儘管如此，黃宗羲的歷史批判精神所表現出來的激烈程度和理性成分，畢竟反映出時代的要求，是前人所沒有達到過的。

  《明夷待訪錄》還批判了封建社會中種種不良的習俗，作者指出：「何謂習俗？吉凶之禮既亡，則以其相沿者為禮：婚之筐篚也、裝資也、宴會也，喪之含殮也、設祭也、佛事也、宴會也、芻靈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以之相勉矣。」作者認為：佛與巫，是社會的兩大「蠱惑」。「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為佛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倡優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於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12]作者以深刻的歷史眼光指出：「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致富也」；治天下者當以此為「末」而抑之，以至於「痛絕之」，而工商皆「本」，是應當受到鼓勵的。從這裡同樣可以看出，黃宗羲對於歷史的沉積和歷史發展的要求，都各有明確的認識，反映了他批判的和進取的歷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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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夷待訪錄》是一部具有鮮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論、政論著作。顧炎武說，他對此書，「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13]，反映了當時進步史學家對它的高度評價。此書作為中國早期啟蒙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對中國近代啟蒙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他梨洲先生。他是浙江餘姚人，為清代浙東學派的開創者，對清初史學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他著的《明儒學案》以及由他始撰的《宋元學案》二書，是中國古代學術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同時奠定了學案體史書體制，在史學發展上有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