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開創紀傳體通史的恢宏氣象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氣象，對紀傳體史書的發展以至整個史學的發展，都有深刻而長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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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是一部通史，它「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48]。司馬遷寫通史，為什麼從黃帝開始？他在《史記·五帝本紀》（下引《史記》或文中夾注，只記篇名）後論中對此有明確的闡述，其要義是：《尚書》只是從堯講起，而「百家」記黃帝事又不正確可信，就連薦紳先生也難說得清楚。孔子所傳的《宰予問五帝德》和《帝系姓》這兩篇重要的文獻，儒生們也不傳習了。我根據《春秋》（疑為《春秋左氏傳》之誤）和《國語》所闡發、印證《五帝德》、《帝系姓》一些明證，說明後者的記載並不是虛構的。我選擇其中最正確的記載，著為專篇，作為本書的起始。——司馬遷的這些論述是很重要的。他實際上回答了中國歷史應當從什麼時候寫起這個重大問題，這是他的卓識所在。

  在司馬遷看來，中國歷史從黃帝寫起，這不僅有文獻上的根據，有民間傳說的參考，而且寄寓著史家本人對於歷史的深厚的感情。司馬遷筆下的黃帝時代是：「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49]，等等。這個時代，象徵著力量、智慧、勤勞、統一。

  《史記》以黃帝開篇，這是意味深長的，其歷史影響歷時愈久而愈強烈。

  《史記》下限「至太初而訖」。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下距司馬遷逝世只有十幾年，說明《史記》是一部記述從遠古貫穿到作者所處時代的歷史進程的通史。那麼，司馬遷為什麼要斷至「太初」呢？因為這一年西漢皇朝在曆法上實行了大的改革，即頒行新曆《太初曆》，乃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太初曆》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曆法，也是我國曆法史上第一次大改革。司馬遷是《太初曆》的制定者之一，深知此事的重要，故在《史記》中屢屢提到它。如「……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五家之文怫異，唯《太初》之無論」[50]，意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五歷皆有誤差，只有《太初曆》最為準確，在《史記·曆書》中他還比較詳細地記述了改歷的經過。

  司馬遷以《太初曆》的頒行為《史記》下限，反映了他對曆法與社會生活之密切關係的深刻認識。因此，他著意指出：「今上……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51]這在西漢社會生活中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變化，足見司馬遷以「太初」為《史記》下限，又不僅僅是從曆法改革著眼的。

  要之，《史記》之作為通史，它首先在斷限上反映出司馬遷對於歷史的嚴肅態度和深刻見解。後人往往根據《史記》記事間或也有晚於太初者，乃將《史記》下限斷於漢武帝天漢年間甚至更晚的時間[52]，這是未察司馬遷的深意而混淆了個別史事的記載與全書斷限之間的區別所致。

  司馬遷的卓識，還表現在他創造了紀傳體形式，用以表述豐富、生動的歷史內容。這是一種綜合體，它包含五個部分：

  ——本紀，12篇，有五帝、夏、殷、周、秦、始皇、項羽、高祖、呂后、文、景、今上。用司馬遷的話說，這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53]。這是全書表述歷史進程的總綱，意在「原始察終，見盛觀衰」，闡述興亡大勢。

  ——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自三代訖於太初，意在解決「並時異世，年差不明」[54]的問題，即對於頭緒紛繁的歷史事件而明載其發生之年月。

  ——書，8篇，有禮、樂、律、歷、天官、河渠、封禪、平準，涉及禮樂制度、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經濟財政等社會生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之諸多方面，意在明其「損益」、「改易」之跡，「承敝通變」之狀。

  ——世家，30篇，意在記述那些作為王朝或皇朝的「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55]的史事，重在寫地方和朝廷的關係及其變化。

  ——列傳，70篇，是為古往今來，能夠「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56]的各種歷史人物立傳，寫出了各個階層、各個行業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的心態和面貌。

  司馬遷的這種創造精神，反映了他對歷史的深刻理解和整體認識，以及表述這種理解和認識的傑出才能。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上是一次偉大的飛躍。近人梁啓超在論到《史記》的創造性時，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即《史記》的「歷史之整個的觀念」。他認為：「從前的史，或屬於一件事的關係文書——如《尚書》；或屬於各地方的記載——如《國語》、《戰國策》；或屬於一時代的記載——如《春秋》及《左傳》。《史記》則舉其時所及知之人類全體自有文化以來數千年之總活動冶為一爐。自此始認識歷史為整個渾一的，為永久相續的。非至秦漢統一後，且文化發展至相當程度，則此觀念不能發生。而太史公實應運而生。《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59]梁啓超的這個看法，是很有見地的。

  《史記》作為古代史家對中國歷史之比較全面的或整體的認識的標誌，為中國史學大廈的建造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