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史記》——中國史學的奠基石

  一、司馬遷撰《史記》

  時代造就了司馬遷和他的輝煌的史學事業，司馬遷本身也具備了致力於這一事業的主觀條件。

  司馬遷（公元前145或前135—約前90[42]），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生於史官世家，父親司馬談（？—前110）在漢武帝建元、元鼎年間（公元前140—前111）任太史令。司馬遷幼時「耕牧河山之陽」，從事輕微的體力勞動。10歲開始誦讀「古文」，即指先秦時期人們用當時的字體書寫的歷史文獻。他的啟蒙老師，想必就是他的父親司馬談。這種家學淵源對他後來的治學道路有極深刻的影響。司馬遷隨父親到了長安以後，曾經向著名學者孔安國請教關於古文《尚書》的疑問，又隨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春秋》公羊學。董仲舒的學術思想對他後來的治學道路也有深刻的影響。

  司馬遷生活在富庶、強盛的漢武帝時代，20歲上他開始進行廣泛的漫遊和考察活動：「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43]這次漫遊和考察所得，是他後來撰述活動的很重要的準備。接著他被任為郎中，奉命到過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等地。這對他了解那裡的風土、人情、歷史，無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太史公職而不得從行，憤懣而死。臨終之前，以史事囑司馬遷。司馬遷決心完成先人未竟事業，這成了他終生的志向。三年後，他被任為太史令，從而有機會遍讀皇家藏書，為撰史工作做了文獻上的準備。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馬遷參與制定的「太初曆」完成。此後，他即著手於一生中最輝煌的事業：撰述《史記》。

  然而，歷史所賦予司馬遷的，並不都是可以昂首闊步的坦途。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他因李陵事的牽連而受腐刑。這是司馬遷一生中最大的轉折。在這嚴重打擊並「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的奇恥大辱面前，司馬遷以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前哲為榜樣，認為他們留下的著作是：「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44]這位偉大的史學家正是從歷史中汲取了力量，不顧流俗所譏，決心把撰述《史記》的工作繼續下去。正像他後來在致故人任安書中所說：「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45]他在忍辱負重中，終於撰成了《史記》這一歷史巨著！

  時代造就了司馬遷；司馬遷也以自己的才華、鑑識和毅力所凝結的成果，回報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間亦有稱為《太史公記》、《太史公》、《太史記》者，至東漢末年荀悅《漢紀》、穎容《春秋釋例》乃直稱《太史公書》為《史記》[46]，由此相沿至今。《史記》共130篇，52.65萬字，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47]。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史記》乃公開面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所補，雖不無缺憾，然亦無損全書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