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統治和歷史經驗

  秦漢皇朝在建立之初，都面臨著如何鞏固統治的問題，從而也面臨著如何總結歷史經驗的問題。由於它們在這些問題上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這個時期史學的發展，甚至也影響到它們自身的鞏固與否。

  秦始皇完成統一事業之後，在總結歷史經驗上有一個重要的成功之處，就是認識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所以他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不為封國而為郡縣。此後五六年間，秦始皇巡遊各地，所到之處，刻石記功，不再討論歷史經驗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由於博士齊人淳于越對僕射周青臣的批評，竟釀成了「非秦記皆燒之」的史學悲劇，而且兼及《詩》、《書》、百家語。這些，都被認為是「天下書不中用者」[20]。次年，又坑諸生460餘人。於是，無人再敢道及秦國以外的歷史。秦始皇用這種粗暴的辦法干預史學，並沒有真正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卻給史學的發展造成了災難。

  劉邦建立西漢以後，起初也不曾想到總結歷史經驗的重要。但他很快接受了陸賈的建議，「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21]。可以想見，劉邦君臣為鞏固政治統治而如此重視總結歷史經驗，這在當時是何等莊嚴、深沉而又富有生氣的場面！《新語》的主要內容，是向劉邦闡述了這樣一個歷史經驗：對於天下，「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22]它強調古今的聯繫、歷史與現實的聯繫，認為：「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23]它在很多地方講到秦朝滅亡的教訓，如「秦始皇設刑罰，為車裂之誅，以斂奸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24]它還批評秦朝統治者的「驕奢靡麗」之風，認為應從中總結出這樣的經驗：「民奢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這就是孔子說的「移風易俗」[25]。它認為秦朝「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這是「所任非也」[26]，等等。《新語》作為漢初統治者總結歷史經驗的政論和史論，對當時和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漢文帝時期的賈誼（公元前200—前168），和漢文帝、漢景帝時期的晁錯（？—前154），都是繼陸賈之後的西漢著名政論家，而且都有論著傳世[27]。賈、晁的思想淵源，前人分別歸於儒法兩家，但他們所發表的政論和史論，大致上都是跟陸賈一脈相承的。賈誼的著作中，有許多總結秦何以亡、思考漢如何興的名篇，前者如《過秦論》，後者如《治安策》。賈誼認為，秦亡的歷史教訓，歸結起來就是「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28]。他在《過秦論》中反覆闡述了這個道理。他指出，秦之所以能夠「滅周祀，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向風」，是由於這樣一個客觀形勢造成的：「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這就是說，秦的統一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而當「秦南面而王天下」，「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之時，如能認真總結歷史經驗，「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那就未必會很快出現「傾危之患」。但是，秦卻「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仍然推行它在統一戰爭中的那些政策，「故其亡可立而待也」。這就叫作「取與守不同術也」，或謂之「攻守之異勢也」[29]。賈誼的這些見解，跟陸賈說的「以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是相通的，反映了他們在這個重大歷史經驗上的共識。

  賈誼從總結歷史經驗中提出關於興漢的建議，涉及許多方面。其中，有兩條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是關於劉姓諸王的封國問題。他從漢初異姓諸侯王封國的歷史教訓中，總結出這樣一個認識：「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因此，「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30]。第二，是關於「以侈靡相競」的世風問題。賈誼認為，秦國在發展過程中，「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返）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以致釀成「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的社會風氣；漢興以後，「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因此，他提出皇帝本人要親自過問「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31]的事情。這跟上文提到的陸賈所說「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的主張，又是一脈相承的。所不同的是，賈誼所處的時代，世風「侈靡」的嚴重性更為突出罷了：「以出倫逾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32]史家班固說：「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33]其實，不僅僅是移風易俗方面，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面，漢文帝也採納了賈誼的建議。

  晁錯總結歷史經驗的言論，在他的少量佚文中還可以看到一些，其中以《舉賢良對策》和《守邊勸農疏》最具代表性。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根據漢文帝詔策提出的問題：關於「明於國家大體」，他「以古之五帝明之」；關於「通於人事終始」，他「以古之三王明之」；關於「直言極諫」，他「以五伯之臣明之」；關於「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他「以秦事明之」。關於「秦事」，他首先分析了秦之所以「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的原因，繼而又剖析其「末途之衰」的根源和表現：「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慘，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奸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34]這是從秦皇朝最高統治集團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天下寒心」，講到「奸邪之吏」又乘機胡作非為釀成「上下瓦解」的局面，進而講到「絕秦之跡，除其亂法」的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晁錯對詔策中提出的諸問題，都是以史「明之」；而對於「五帝」、「三王」、「五伯之臣」，是作為正面的歷史經驗提出來的，對於「秦事」則著重強調了它的歷史教訓。這是意味深長的。晁錯關於「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的建議，也是在總結秦時「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35]的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漢初統治者和一些思想家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在當時政治統治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對後世史學家也有很大的影響。司馬遷說：「余讀陸生（按：指陸賈——引者）《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36]班固引用劉向的話說：「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37]司馬遷說晁錯是「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38]的人，班固也稱讚晁錯「銳於為國遠慮」[39]。這裡，劉向論賈誼的話，是極有代表性的看法，他道出了當時「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確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個重大課題。

  政治上的統一促進了意識形態的重大變化，為著鞏固這種政治統治而重視於總結歷史經驗，這兩個因素對秦漢史學尤其是漢代史學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成為推動史學家們創造新的史學的思想動因和政治動因。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的史學活動，都是在這種動因的支配下展開的。

  司馬談臨終前跟其子司馬遷有一段訣別之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顯然，在這裡，司馬談是強調了「海內一統」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後來，司馬遷在回答別人的問難、申述自己的作史志向時也說：「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40]這些話表明了他是多麼看重「漢興以來」的歷史，也顯示出他作史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

  

  班氏父子的史學活動在政治目的上，同司馬氏父子並無本質的區別。但是，前者對於漢史的重視，著重點並不在於總結歷史經驗，而是力圖提出一種理論，以證明漢皇朝存在的合理性和穩固性。所以班彪著《王命論》，論證所謂「劉氏承堯之祚」、「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宣揚「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班彪在本文中指出劉邦成功的原因有五條，前三者分別是「帝堯之苗裔」、「體貌多奇異」、「神武有徵應」，看來都當歸於「神器有命」方面。班固繼承了《王命論》的思想，以「漢紹堯運，以建帝業」、「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41]為宗旨，而奠定了他的史學活動的基礎。

  司馬氏父子和班氏父子的史學活動，是政治大一統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他們開創了空前的史學規模，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建立起兩座豐碑：《史記》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