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政治大一統造就了新的史學

  一、政治統一和意識形態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滅六國，結束了戰國紛爭的局面。嬴政建帝號，稱始皇帝，廢分封，立郡縣，創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實現了全國政治統一。這是中國歷史發展上的極為重大的變化。秦祚雖短，然兩漢繼起，垂四百年，其政治統一局面，實創於秦而成於漢。秦漢的政治統一，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這種政治統一給予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動了大一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古代的大一統思想在先秦時代已經產生了。[1]西周人的觀念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2]孔子是極力主張用周禮來維護這個一統的政治格局的，所以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3]孔子思想的最重要的繼承者孟子，處在戰國紛爭的歷史時代，更具有明確的一統的主張。如《孟子·梁惠王上》記：「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這裡，問對雙方都是針對當時各國紛爭的局面說的，所以「定於一」是強調政治上的一統。後來荀子提出「一天下，財萬物」[4]的論點，似乎就不限於政治上的一統而包含更豐富的內容了。誠然，先秦時期的一統思想，從根本上看，是要一統於周和周的禮樂制度，這是顯而易見的。如在先秦時期為口述史，而在漢初寫成定本的《春秋公羊傳》，就把這個思想表述得十分清楚。《公羊傳》隱公元年記：「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它在解釋《春秋經》所記「元年春王正月」這句話時，首次提出了「大一統」的概念，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對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5]但《公羊傳》的「大一統」終歸還是要一統於周，其文公十三年記：「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從當時的歷史形勢來看，希望天下一統於周或周禮，都是不現實的，「《公羊傳》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正是戰國時期社會矛盾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它的大一統思想，是一種羞羞答答的思想」[6]。

  戰國末年，隨著統一趨勢的日漸明朗，意識形態領域中大一統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秦滅六國前不久，相國呂不韋以秦之強，延攬士人，「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7]。《呂氏春秋》的撰寫與先秦諸子之書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它是聚眾人所著，「集論」而成，旨在「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以往人們多稱其為「雜家」，其實，它是伴隨著政治上統一趨勢而出現的意識形態上綜合百家的反映。它的一統思想在書中多有明確的表述，如「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指出「一耳」、「一心」、「一眾」、「一力」的重要，「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8]。又說：「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9]可見，《呂氏春秋》的一統思想，是從政治統一的需要出發，提出了思想統一的要求，用「執一」、「不二」結束先秦百家群議。不久，秦始皇在政治上實現了大一統，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秦始皇用「焚書坑儒」的辦法來推行思想上的大一統卻是錯誤的，這成了秦皇朝遭致速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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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的繼起，才真正鞏固了政治上的大一統，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大一統思想也在這一時期最終形成並確立起來。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這一發展過程，主要反映在劉安（公元前179—前122）主纂的《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子》）和董仲舒撰寫的《春秋繁露》二書中。《淮南鴻烈》適應漢初「與民休息」、「清靜無為」政策的需要，以崇尚道家的面貌出現，實則雜糅先秦道、儒、法、陰陽等諸家思想，使之歸於一統。它開宗明義地寫道：「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冥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10]在它看來，道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變化無窮，以生萬物；道家的理論真是至高、至深、至廣。但是，它又反覆討論「陰陽之氣」、「天時」、「地利」、「君人之事」、「戰勝攻取之術」、「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等等。是以自謂：「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窮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11]這清楚地表明，《淮南鴻烈》以道家統一先秦百家的主旨，以適應當時的政治統一和基本國策。

  值得注意的是，試圖以崇尚道家而同時兼容先秦百家進而達到統一思想目的的，並不限於《淮南鴻烈》。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前110）也曾做過大致相同的努力。他在《論六家之要指》一文中開篇就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這是借《易大傳》的論點，以說明先秦諸家思想對於「為治」都是有用的，其區別只是在於「有省不省耳」。這同《淮南鴻烈》自稱「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的氣勢是一脈相承的。他在分別論述陰陽、儒、墨、名、法諸家短長之後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故能究萬物之情」，「故能為萬物主」。在司馬談看來，道家確實是很高明的。他的可貴之處，是對陰陽等諸家做了具體分析，並按自己的見解予以揚棄。這使人們更清晰地看到：此時，先秦百家互相滲透、趨向統一的發展形勢。

  劉安和司馬談都是漢武帝統治時期（公元前140—前87）的人，其時，西漢皇朝在政治上的大一統已發展到空前的程度，它在思想上的大一統則是由當時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約公元前179—約前104[12]）最終完成的。董仲舒以治《春秋公羊傳》名於世，司馬遷稱他：「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13]董仲舒在漢武帝時以賢良對策，闡發《春秋公羊傳》的思想，「武帝覽其對而異焉」，故董仲舒乃得連上三策。他在第三篇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4]董仲舒根據當時的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的情勢，發揮了《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提出以「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來鞏固政治上的一統和實現思想上的一統。董仲舒所闡發的大一統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書中。他反覆論述的主旨是：社會是一統的，天人是一統的，而天子（人君）則是天人一統的中介。其大一統的具體模式是：「以人隨君，以君隨天。」[15]或者換一種說法：「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16]質而言之，就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17]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裡的第一個皇帝，但他並沒有建立起這一套大一統的理論。漢武帝雖然也對《淮南鴻烈》表示欣賞[18]，但他還是接受了董仲舒的以「孔子之術」為核心、以天人合一為理論根據的大一統思想。這對漢武帝和董仲舒來說，都不是偶然的。《漢書·董仲舒傳》記：「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至此，在秦漢皇朝政治一統的基礎上，也形成了思想一統的局面。這是當時的大事件，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影響巨大而深遠。[19]

  秦漢時期的史學，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發展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