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要義》的特點與價值

  一、卜大有和《史學要義》

  《史學要義》4卷，補卷1卷，凡5卷，明代卜大有輯，徐栻作敘，萬曆五年（1577年）刻本，距今已422年，後世未曾重刻。今僅存兩部，分別收藏於國家圖書館和山東省圖書館。

  《史學要義》卷1至卷4，卷首各有目錄；補卷卷首無目錄，其目，視所補內容分別列於上述各卷目錄之後，並冠以「補集」二字，以示區分。

  

  《史學要義》所輯之文，是歷代學人討論史學之作，上起西漢，下迄明代。諸文體例，有疏、表、事狀、書、論、序、跋、傳記等。其編次，卷1所輯之文，前一部分是關於史官、史官制度、作史義例、史館修史、史法、正史、雜史等綜論性質方面的議論，後一部分以及「補集」所列是關於《史記》《漢書》《後漢書》及其作者的評論。卷2所輯之文，是關於《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及有關作者的評論，「補卷」所列大致同此。卷3所輯之文，是關於《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綱目》《資治通鑑外紀》《續資治通鑑長編》《通鑑續編》《通鑑紀事本末》《通鑑前編》《大事記》《世史正綱》以及關於《史通》《古史》等書與有關作者的評論，「補卷」增列有關《稽古錄》論正統的議論。卷4所輯之文，是關於《戰國策》《漢紀》《後漢紀》《人物誌》《續後漢書》《唐鑒》《唐史論斷》《南唐書》《建隆編》《經世紀年》《宋元通鑑》《通典》《通志》《路史》《文獻通考》等書及有關作者的評論，「補卷」所列僅限於《唐鑒》、唐論。通觀全書所輯之文，凡200餘篇，多是關於史家、史書的評論，或論得失、辨是非，或溯源流、探新途，都是關乎史學本身的認識，一言以蔽之曰「史學要義」，是名副其實的。書中所輯之文，也有幾篇是討論歷史問題的，如卷4之論東、西周，補卷中之論唐八司馬，《通鑑綱目》之論正統等文，雖與「史學要義」之本意不盡吻合，但寥寥數篇，不影響全書的性質和面貌。

  輯者卜大有沒有關於此書之編次的任何說明，根據各卷所輯內容來看，大致可以做這樣的概括：卷1是關於史學的總的面貌和關於「三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的評論，卷2是關於《三國志》至《元史》歷代正史的評論，卷3是關於《資治通鑑》及與之相關的多種歷史撰述的評論併兼及對《史通》等書的評論，卷4諸文涉及的史書在內容上和體裁上廣泛而駁雜，似乎是相對於「正史」以外的「雜史」。按照劉知幾《史通》的分類方法，紀傳體、編年體的皇朝史均為「正史」，其他體裁的史書大多歸於「雜述」之下。卜大有於卷1收入劉知幾論「史氏流別」、《隋書·經籍志二》的「正史」「雜史」小序，於卷3收入評論劉知幾和《史通》之文，或者包含了他關於本書的編次思想，即首先是綜論，繼之以「正史」，最後是「雜史」。

  徐栻的敘文在揭示《史學要義》一書的內涵、價值以及表明他對於史學的期待等方面，都有明確而不俗的見解。他寫道：

  卜大夫究心史事，既得其旨趣，間嘗采輯古今論著有切於史學者若干卷，題其端曰《史學要義》。予得而讀之，見其陳敘事之義例，原載筆之職司，析編年、紀傳之同異，以暨辨正雜，別良穢，罔弗備焉。乃嘆曰：「勤哉，大夫之志乎！精哉，大夫之取裁乎！」[1]

  這段話把《史學要義》的內涵，即「史學」的「要義」做了很好的概括：「陳敘事之義例」，是指作史的思想和體例、內容和形式；「原載筆之職司」，是指史官、史家的職責及其源流；「析編年、紀傳之同異」，是指對有關史書體裁的認識和運用；「辨正雜，別良穢」，是指史學批評及其作用。文中所謂「究心史事」「切於史學」，是把「史事」「史學」區別看待的；所謂「精」於「取裁」，是強調了「切於史學」實為本書采輯之主旨。

  至於《史學要義》的價值，徐敘開篇就這樣指出：

  載籍博矣，而義有要焉；得其要義，則會通有機。是學史者，要義尚矣。嗟夫！事以代殊，文緣人異，紛紜述作，迷目瞀心，自非博雅之士，惡足以與於斯。

  這裡講的「博」與「義」的關係，本質上是知識與思想的關係；又講到「要義」是「會通」的關鍵，表明作者重視會通並指出「要義」與「會通」的關係；還講到只有「精明博雅之士」才有可能與之探討「要義」。作者的這些見解，都是很有啟發性的。「得其要義」的重要，是講的一般原則，「精明博雅之士」的難得，自然就實指輯者卜大有了，二者都著眼於強調本書的價值。

  徐栻從對於《史學要義》一書的介紹和推崇，進而談到他對於史學的一種期待。他在敘文中說：

  是書之作，真學海之舟楫、文藝之要旨也。當世賢豪勵志「三長」者，固幸得指南……孔子以聖神之心而竊取魯史之義，則心，其史學之尤要乎！是故公其心以定奪，明其心以辨正雅，大其心以盡人物之變，斯無負於《要義》之作也。[2]

  徐栻認為，這書對有志於把「史才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作為努力目標的人來說，是有指導作用的。他舉孔子為例，再次強調「義」的突出地位，指出「心」即思想是史學的核心。所謂「公其心」「明其心」「大其心」云云，就其本質而言，關係到史學批評的標準、原則和氣度。

  從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發展來看，徐栻敘文所論，一是中肯地闡述了《史學要義》的旨趣；二是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見解，如知識與思想的關係，「會通」與「要義」的關係，以及在思想上把握史學批評的標準、原則和氣度的重要等，都是可以做進一步研究的。

  徐敘末了有一句話，叫作「歸諸心學，以為史學者勖焉」，同敘文討論史學處多不協調，由此亦可見陸王心學唯心論在當時的影響。這是我們應當注意到的。

  本書輯者卜大有是嘉興府秀水縣（今屬浙江嘉興）人。《明史》無傳，其《藝文志一》諸經類著錄「卜大有《經學要義》五卷」[3]、《藝文志二》史鈔類著錄「卜大有《史學要義》四卷」。這兩部書，《四庫全書總目》未著錄，而《經學要義》已失傳。[4]《萬曆秀水縣誌》卷五於「先達」一目中記卜大有兄弟三人行事，略述如下：

  卜大同，字吉夫，嘉靖戊戌（1538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湖廣參議，再遷福建巡海副使，閩賴以安。弟大有、大順，皆舉進士。

  卜大有，字謙夫，嘉靖丁未（1547年）進士，初知無錫縣（今屬江蘇無錫），執法不撓，稱「強項令」，中忌者調潛山縣（在今安徽西南），蒞政剛明，夙奸畏服；歷南儀曹郎，以忤時宰，出為尋甸（在今雲南中部偏東北）守，致仕。

  卜大順，字信夫，嘉靖癸丑（1553年）進士，初令當塗（今安徽當塗），治行稱最，擢刑部主事，尋改吏部，歷司勛郎。能留意人才，卻問遺，不脂韋逐時好，卒於官，人共惜之。

  據明人文集及焦竑《國朝獻征錄》所記，卜氏兄弟之父卜宗洛，生於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卒於嘉靖十七年（1538年），即大同進士及第之年，號長醉翁，曾為太學生。[5]卜大同生於正德四年（1509年），卒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是為大順舉進士後二年（見徐階《經世堂集》卷一七《卜公墓志銘》）。卜大順生於正德十五年（1520年），卒於嘉靖四十年（1561年），享年四十二歲（見《國朝獻征錄》卷26鄭曉撰《卜君墓志銘》）。大有生卒年不詳。今據大同二十九歲舉進士，大順三十三歲舉進士，姑以大有三十一歲前後舉進士推之，他當生於正德十一年（1516年）前後，而其卒年不會早於萬曆五年（1577年），是卜氏父子中年壽最長的人。這樣一個進士屢出的官宦之家，同巡撫浙江的徐栻有所交往，是很自然的。

  徐栻（1519—1581），字世寅，號鳳竹，蘇州府常熟縣（今江蘇常熟）人。《明史》卷220《劉應節傳》、卷87《河渠志五》略記其行事。明人關於徐栻事跡的記載，主要見於王世貞《江右奏議序》《徐尚書傳》[6]《徐公墓志銘》[7]，以及《萬曆常熟縣私志》《崇禎常熟縣誌》等。徐栻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舉進士，從宜春（在今江西西部）知縣做起，「凡十五政」，曾先後巡撫江西、浙江，最後拜南京工部尚書，旋歸里，里居二年而卒，終年六十三歲。徐栻先後為卜大有《經學要義》《史學要義》作敘，而他的《江右奏議》又是王世貞作的序，這都是他在浙江巡撫任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