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要義》的理論價值

  古往今來，不少治史者對於歷史（或曰史事）與史學的區分不甚關注，這頗有礙於對史學理論的探討。本書的理論價值在於，輯者十分明確地把握了關於「史學」自身方面的問題，並把它概括為「要義」。我們從書中所輯諸文可以看到，卜大有受到劉向、《隋書·經籍志》《史通》、曾鞏、鄭樵、馬端臨等史家、史書的啟發頗多。可以認為，《史學要義》大致上勾畫出了上起西漢、下迄明代人們關於史學之認識的軌跡。如果說在此之前，唐代史家劉知幾的《史通》是以作者自己的評論來描繪唐初以前的這一軌跡的話，那麼卜大有的《史學要義》則是以諸家所論來鋪築漢、明間的這一軌跡。二書的識見和影響自有高下之分，但其旨趣確有相通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要義》在中國古代史學思想史上是應當占有一席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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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輯者的勤於搜求和精於取裁，使《史學要義》在文獻上的價值也很突出。書中所輯之文，重要而常見者自不必論說，貴在輯者的視野開闊，採擷廣泛，多有新的發掘。例如，宋人唐庚論「古史官不專註記」，王安國「後周書目錄序」，張唐英「讀《史通》」；明人陸深論「歷代史官建置」「論作史義例」「作史法」，楊慎論《史通》等，多不甚為人們所關注。此類文章，占有一定分量。這對於從文獻發掘方面推動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當然，《史學要義》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疏漏和缺點。第一，失收一些重要論述，如司馬遷《報任安書》、劉勰《文心雕龍·史傳》、唐高祖和唐太宗修史詔書、吳縝《新唐書糾謬序》等。第二，所收諸文，多有出處不詳者，如凡署作者姓名之文，均無出處，不便於查對、校勘。第三，標目錯誤或不當，如卷1所收《范曄傳》，作者卻署為「陳壽」。查此傳輯自《南史》卷33《范泰傳》附《范曄傳》，作者應署為李延壽。同卷目錄中有《答韓愈論史官書》，當作《與韓愈論史官書》；「雜史」之下署為「《隋書·藝文志》」，當作《隋書·經籍志》；「司馬談司馬遷」之下署為「司馬遷自序」，當作「《史記·太史公自序》」。卷2目錄中的《陳壽傳》《習鑿齒傳》《干寶傳》，均署為「唐太宗」，實誤，這是受了《晉書》曾被題為「御撰」的影響而致誤；「李大師李延壽」下署為「《北史·李延壽自序》」，當作「《北史·序傳》」。卷4有「宋史九朝實錄」，文錄自宋人洪邁《容齋三筆》，原作「九朝國史」，所改非是，等等。第四，補卷稱「史學要義補卷之五」，於義不妥，且文、目分離，不符合史書編纂體例，於閱讀亦頗不便。產生以上這些疏漏和缺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謄抄、刻印、校勘中出現的問題較多，這或許也反映了明人刻書的通病。

  儘管《史學要義》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之處，但因其旨趣卓爾不群，采撰見識獨到，有不容忽視的思想價值；且其流傳未廣，近代以來，鮮為人知，今影印出版，使之得以廣泛傳播，以便於治史學者參考、研究，自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