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評論的作用

  關於史學評論的作用，中國古代史家歷來都是看得很重的。劉知幾在講到《史通》的撰寫目的時寫道：

  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5]

  這幾句話，可以看作劉知幾對史學評論的作用的一個概括性看法。首先，史學評論的直接作用，是為了推動史學的發展。劉知幾對唐以前史學「辨其指歸，殫其體統」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的現象。從劉知幾當時的環境來看，他說的「其義不純」，至少應包含史書編撰體例和史書編撰工作這樣兩個方面的問題。其次，在劉知幾看來，史學評論還會觸及社會各個方面的問題，所謂「上窮王道，下掞人倫」就是這個意思。《史通》是不是真的涉及「王道」「人倫」呢？從它不贊成《史記》為項羽立「本紀」[6]、為陳涉作「世家」來看[7]，從它宣稱「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8]來看，從它主張「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9]來看，又從它說的「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來看，《史通》的確涉及廣泛的歷史問題和現實的社會生活。把史學評論的作用提到這樣的高度上來認識，在中國史學史上，以前還不曾有過。

  中國古代的學術史著作是極重視評論的。這種評論，對歷史上的學術流派、學術思潮有一種「分別宗旨」的作用。黃宗羲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是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10]可見，評論之於「分別宗旨」的這種作用是多麼重要。

  

  章學誠說，他的《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11]。又說，《文史通義》中的《言公》《詩教》諸篇，「其言實有開鑿鴻蒙之功」[12]。把史學評論看作具有「辟其蓁蕪」「開鑿鴻蒙」的作用，是不是有點誇大其詞？不是的。如若我們認真地把《文史通義》讀上幾遍，把它提出的一些問題放到中國史學發展的長河中加以考察的話，就會發現，它確實提出了不少前人沒有提出的問題。例如，它提出的記注與撰述的區別以及「智以藏往，神以知來」「體方用智」「體圓用神」的思想，通史有四體、六便、三弊的思想，「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的思想[13]，等等，都帶有理論探討的性質，且多發前人之所未發。章學誠的那種自信，不是沒有根據的。

  總之，在劉知幾等人看來，史學評論對於考察一種史學現象、糾正不良的史學研究風氣，對於爬梳紛繁的學術流派的「宗旨」、指明後學「入門」的途徑，對於著重在「史意」上提出新的問題，開拓史學研究的領域，對於關乎社會生活的「王道」「人倫」的影響等，都有積極的作用。這種積極作用的具體表現，劉知幾概括為這麼幾句話，就是：「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14]史學家如果不對史學工作做歷史的回顧和理論的思考，是不可能寫出有分量的史學評論著作的，當然也就不可能產生所謂「貫穿」「網羅」「商略」「發明」的作用。如果這個認識大致不錯的話，那麼它對於我們今天的史學工作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