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評論的淵源

  這裡說的史學評論，是指人們對史家、史書或某一種史學現象、史學思想的評論，它不同於人們對史事或一般歷史人物所做的評論，即史事評論。其實，如若從廣義上來理解的話，上述兩種評論都可以被稱作歷史評論。不過為了便於討論問題和說明問題，還是把它們略做一點區別為好。

  從中國古代史學來看，史學評論是在史學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的基礎上才出現的。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1]這是從《春秋》的內容和它的社會作用來評論的。但這只是孟子在同別人討論問題時順便講到的，還不能被看作一種自覺的史學評論。

  自覺的史學評論，大致以司馬遷為開端。司馬遷在講到先秦史學時，評論《春秋》是「王道備，人事浹」[2]，同時也說到它的斷限、文辭、體例。這種史學評論，就帶有一定的自覺性了。後來，班彪、班固父子為了證明他們變通史為斷代而著漢史的正確，對《史記》做了全面的評論，這可以從《後漢書·班彪傳》所載的「《史記》論」和《漢書·司馬遷傳》的論贊里看到。他們的評論不僅有一定的自覺性，而且還帶有十分明確的目的。以上這些，都是就一部史書所做的評論。兩漢以後，這一類評論還有很大的發展。

  南朝梁人劉勰著的《文心雕龍》一書，是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流傳很廣，為許多人所熟知。它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其實，這部書的價值並不限於文學批評方面，它在中國史學評論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影響。《文心雕龍·史傳》篇是一篇精湛的史學評論文章，它不只是就一部史書而是從整個史學全貌來做評論的，涉及史學源流、史書優劣、史家旨趣等重要的理論問題。其他如《頌讚》《諧隱》《諸子》《論說》《封禪》《練字》等篇，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涉及史學評論各個方面的問題，同樣是應當受到重視的。

  史學評論的專書產生於唐代盛世，這就是劉知幾所撰的《史通》。《史通》在內容上和表述形式上，受到《文心雕龍》的影響和啟發，它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史學評論著作。《史通》分為內篇和外篇，內篇評論史書體例、史料採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例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並雜評史家得失。《史通》評論了唐初以前的史學，這種評論雖然主要是從史書的體例（尤其是紀傳體史書的體例）入手的，但全書也涉及了史學的諸多方面。尤其是劉知幾對以往史學做總結性回顧的自覺精神，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和他的同代人。他在《史通·自敘》篇里說：「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可見，劉知幾在撰寫《史通》時，心情是多麼不平靜！司馬談曾說：「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司馬遷也講過：「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3]這些話，反映出史學家對歷史記載、歷史撰述的自覺認識。從司馬氏父子到劉知幾，史學家的這種自覺認識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它表現為對歷史記載、歷史撰述這件事情的重視，更表現為對史學工作本身進行回顧、改進和提高的重視。這兩種自覺認識是有聯繫的，是相互促進的，它們反映了史學家對史學工作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

  自宋迄清，史學評論有了更大的發展，主要標誌有三條。第一，史學評論著作的數量越來越多了，以致《四庫全書總目·史評類》序說，此類著作「棟至汗牛」。第二，史學評論作為史學工作中的一個獨立的門類，至遲在南宋時已被確認。譬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在史部里已獨立標出「史評類」。高似孫的《史略》一書著錄群史，「品其指意」，其卷1「諸儒史議」一目，舉揚雄以下20人對《史記》《漢書》的評論；卷4有「史評」一目，與「史典」「史表」「史贊」「史例」等並立。《四庫全書總目》於史部單列「史評類」，就是繼承了宋人的傳統。第三，出現了優秀的、帶總結性的史學評論著作，這就是章學誠所撰的《文史通義》。《文史通義》在比較廣泛的領域裡，就一些史學理論問題於古今得失的評論中闡發了作者的見解。這些見解，就其深度和廣度來說，都超越了前人。章學誠活著的時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劉知幾，而章學誠是不同意這種比喻的。他說：「劉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兩途，不相入也」[4]。從重「史法」到重「史意」，這也是中國古代史學評論發展的一條明顯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