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史學當前發展趨勢
2024-08-14 18:24:28
作者： 瞿林東
對於中國史學當前發展趨勢的把握，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一方面是受到自身的學識所限，同時也存在見仁見智的實際情況，不免增加了把握上的難度。好在提出來是為了同大家探討，向同行請教。
（一）近20多年來中國史學的面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有很大的發展，這表現在史學思想的活躍、研究領域的拓寬、成果的豐富以及重大成果的問世、隊伍的壯大、中外史學交流的活躍等方面。20世紀80年代有「史學危機」的思潮，對此種說法我不贊成。我認為，雖然史學面臨的問題很多，但總的來說還是在發展。這20多年來出版的著作數量非常多，優秀著作也很多。前不久第六屆國家圖書獎評選中，因獎勵名額有限，許多好書都評不上獎，其中就包括大批歷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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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前史學發展的趨勢和存在的問題
當前中國史學發展的趨勢和存在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唯物史觀面臨新的考驗和挑戰。對於願意用唯物史觀來指導歷史研究的人來講，這個挑戰可以用堅持和創新來回應。這就是說，在唯物史觀基本原則的指導下有所創造，並非把唯物史觀看作不變的體系，而是看作發展的體系。坦率地說，我們大量的歷史著作漸漸淡化了唯物史觀。這對歷史學的發展是很不利的。我認為，在當今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歷史學，不能沒有唯物史觀的指導。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繼承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遺產和中國古代的史學遺產，同時借鑑西方一些有益的成果，在此基礎上形成中國氣派，才能和外國學者對話。否則，只能是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後面。在最近舉辦的一個國際會議上，與會學者有一個共識，在中外史學交流中，中國學者不能失去自我。唯物史觀的問題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如何才能既堅持又創新？希望有更多的史學工作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表明用唯物史觀來研究歷史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關於具體的發展趨勢，我想提出這樣幾點。
第一，外國史學的影響與多元發展的趨勢。西方史學對中國史學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史學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研究模式上都出現了多元的趨勢，湧現出各種各樣的思潮。比如說，有一種看法，認為研究歷史不需要指導思想。這其實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任何史學家都有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不論你承認與否，都受到一定思潮或一定思想體系的影響，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如何體現中國史學的主流？這不是說要勉強為之，因為在任何一個時代，當各種思潮都在發展的時候，總是存在著有影響的思潮。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不也是儒、墨更有影響嗎？現在中國史學的主流思潮在哪裡？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還是以別的思潮為指導？這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我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應該在這樣一種多元格局當中體現出主流學派的作用。否則，中國的史學發展就會面臨許多新問題，就難以形成歷史科學的宏大氣象。
第二，新的社會史研究受到普遍關注，成為史學潮流中一個強勁趨勢。這裡所說的新社會史與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史是不一樣的。有兩種社會史觀，一種是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等人所研究的社會史，講社會發展的進程和規律，是和社會發展的階段和一定的社會形態相結合的社會史研究。新社會史是研究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層面的狀況，如風俗、時尚、人群、社區、城鎮等。現在的問題在於，新的社會史研究拓展了歷史研究領域，有新的氣象，但不應忽視，更不能輕易否定以往的社會史研究，也不應把以往的社會史研究和現在的社會史研究對立起來。我們應該提倡兩種社會史研究都要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講，歷史學如果不對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做出解釋，不對社會發展階段做出解釋，這種歷史研究或許是沒有抓住根本。有了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後，我們才知道中國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20世紀的新歷史考證學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我們要知道中國歷史是怎麼發展過來的，還是要讀郭老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儘管他們在對有些問題的說明上今天還可以研究，但在大的方向上是正確的。當然，傳統的社會史研究，確有需要改進和創新的問題，關鍵是尊重事實，而不是恪守教條。
第三，中外史學交流不斷加強的趨勢。這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經很突出了，在21世紀還會進一步發展。從國際史學大會、一般性國際研討會到個別的交往都在發展，在交流過程中，無疑會促進中國史學的發展，特別是開闊中國史學家的視野。但在借鑑他人成果的時候怎樣反映自我？事實上，這兩者並不矛盾，要反映自我就不能脫離古代史學的遺產、近代史學的遺產、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遺產，否則就會失去自我。失去自我就不能叫作交流。這些年來，在中外史學交流方面，特別是著作出版方面，引進和輸出不成比例。大量的西方著作翻譯過來，而中國史學家的著作很少能被介紹出去。我們的出版部門應該考慮這個問題。這種在交流中不成比例的現象是目前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個問題，呼籲多年了，但目前似乎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
以上講的三個趨勢，在目前是比較明顯的。面對這種情況，可以用大家常說的一句話來概括：是挑戰，也是機遇。關鍵在於，需要有更多的史學工作者自覺地關注這些趨勢，以更大的熱情、更多的理性來思考和抉擇。
關於當前史學工作存在的問題，上面已講到了一些，這裡再講幾點想法。
第一，是中國歷史學界存在輕視理論的傾向。一些史學工作者只關注自己的具體研究領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對史學發展的整體面貌是很不利的，同時也使得歷史學的理論研究不能更快更好地發展。我們知道，關於理論問題，一定要有和專業相結合又能夠致力於理論研究的人，才能把理論問題研究好。因此，歷史學中任何一個研究領域裡的學者都有必要關注理論問題，這可以促使中國歷史學的整體面貌有更大的改變。
第二，是青年史學工作者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修養。這種情況的產生，一個重要原因是青年學者沒有獲得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有效機制，大學的課程結構是否符合這樣的機制，還可以研究。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體系，研讀有關的名著，應有基本的保證。
第三，是關於歷史學的性質有種種不同的認識。歷史學是什麼？是人文學科、社會科學還是一門藝術？如果說歷史學是藝術的話，那麼歷史學研究的成果就是不可信的。當然，這就連帶產生出一系列問題，如歷史能被認識嗎，史學家研究歷史的意義究竟在哪裡，等等。這一方面是同後現代思潮的影響有關，另一方面也同我們的理論研究跟不上有關。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
第四，是對於歷史學的社會功能、求真與經世的關係、史學與政治的關係等，存在著比較模糊的認識。「文化大革命」以後，有很多朋友講到史學要超越政治、遠離社會，以弄清歷史真相為唯一目的，否則就會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樣被利用。關於這個問題我曾思考了很長時間。「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儒法鬥爭史」是不是史學？其實「儒法鬥爭史」的泛濫不是史學的「繁榮」，而是史學完全被踐踏的結果。「儒法鬥爭史」是政治，是打著「史學」的旗號、披著「史學」的外衣的一種政治行為。幾乎所有傑出的史學家都被打倒了，歷史著作也出版不了，怎麼能說是史學的「繁榮」呢？可見，處理史學和政治的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史學不能不受政治影響，因為它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意識形態一定會受到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影響。嚴重的教訓是，上層建築對意識形態的影響不能超過意識形態所能承受的界限。具體說來，政治干預不能使歷史學喪失其獨立品格。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觀點，意識形態也有自己存在的獨立性，如果破壞了這種獨立性，不僅歷史學被損害，而且也損害了上層建築。史學和政治的關係十分複雜，對於這種關係，我們只有正確認識和把握才能夠使二者合理地協調起來。從中國史學史上看，史學從來沒有脫離政治。從《春秋》開始直到現在，史學從來沒有脫離政治。因為政治對它的要求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果超過了這個合理的限度，就成了破壞。最近我寫了一篇《一個政治家的史學自覺》，寫的是唐太宗和歷史學的關係。文章論述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政治家需要歷史學嗎？答案是肯定的。這從唐太宗的經歷可以看出來。第二個問題，史學自覺與政治實踐。從唐太宗時期的「貞觀之治」看，二者關係太密切了。第三個問題，歷史經驗和政治經驗的結合。唐太宗晚年寫了一部書，叫作《帝范》。《帝范》就是歷史經驗和政治經驗的結合。當然，時代不同了，史學同政治的關係也必有新的變化，但其中道理還應是相通的。
第五，是學風問題。今天看來，這仍然是一個嚴峻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理論的失落、對學術史不夠尊重以及文風的浮華等，這些問題就不再重複了。這裡要說的是，任何一個學者都應當認識到，自己的研究是在前人的啟發下、在前人的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中國學術講究考鏡源流，不能輕視前人，更不能鄙薄前人。時下，對他人成果的不尊重是我們經常會碰到的。再就是片面性、浮躁和誇張。例如，寫書評，評價過高或者過分否定，這都不恰當。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就是要恰當，恰當是最佳的狀態。評價不適度、不恰當，這是我們在學風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不利於中國當代史學的發展。
我建議有造詣的史學工作者，除了自身的研究領域以外，能夠多關注理論問題，關注史學發展趨勢，關注一些傾向性的史學現象，發表評論，促進中國史學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地發展。這是我們史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
[1] 參見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62～568頁。
[2] 參見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頁。
[3] 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頁。
[4] 吳兢：《貞觀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頁。
[5]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43頁。
[6]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一《貞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頁。
[7] 參見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9頁。
[8]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20頁。
[9] 《論語·子罕》，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1頁。
[10] 《左傳·昭公十七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389頁。
[11] 參見脫脫等：《金史》卷五十一《選舉志一》總敘，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29頁。
[12] 參見脫脫等：《遼史》卷六十三《世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49頁。
[13]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28頁。
[14] 參見《春秋穀梁傳》卷三，《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74頁。
[15] 參見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黃汝成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29頁。
[16]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六《敘事》，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5～180頁。
[17] 參見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7～28頁。
[18]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55頁。
[19] 參見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
[20] 參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引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21]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78～2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