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歷史認識與治國論的豐富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史學，在歷史思想方面的發展，突出地反映在關於治國的理論、關於君主的理論、關於「封建」的理論和關於民族的理論等方面的認識。

  關於治國論，唐代史學家、政治家有深刻的討論和系統的論述。其中，大多是關於興亡成敗的認識和治國方略的探討。這裡，又有這樣幾個層面上的問題：

  第一，是關於歷代興亡成敗的認識。唐初政論家、史論家馬周曾經向唐太宗上疏，備言歷代興亡成敗之故，認為：「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同時，馬周還總結了這樣一個規律性認識：「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53]馬周從「節儉於身，恩加於人」說到許多帝王「不知其身之失」的通病，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高深的道理，但卻道出了歷代君主很難逾越的一道樊籬，於治國之道至為重要，不亞於賈誼的《治安策》[54]。隋唐時期，也有許多討論政治興亡的名篇。北宋李昉等所編《文苑英華》，內中有三卷為「興亡」論，所收作品都是隋唐人的撰述。它們是：隋盧思道的《北齊興亡論》、《後周興亡論》，李德林的《天命論》；唐朱敬則的《魏武帝論》、《晉高祖論》、《宋武帝論》、《北齊高祖論》、《北齊文襄論》、《北齊文宣論》、《梁武帝論》、《陳武帝論》、《陳後主論》、《隋高祖論》、《隋煬帝論》，權德輿的《兩漢辨亡論》，羅袞的《秦論》上下二首。同書所收盧照鄰的《三國論》，李德裕的《鼎國論》（亦作《三國論》）、《宋齊論》，也都是以討論興亡為主旨的。朱敬則在武則天時曾兼修國史，「嘗采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55]。《十代興亡論》原為十卷，上舉今存十一篇，可能是它的一部分遺文，從中仍可看出這位史論家的深刻的歷史見解。唐代論興亡原因的專書，還有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論》五卷[56]、吳兢《貞觀政要》十卷。

  第二，是關於隋亡原因的認識。上面所舉出的一些論興亡的問題，有的是專論隋亡的。而討論隋之滅亡原因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首先還是《隋書》。

  「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這是《隋書》史論對於隋朝歷史經驗教訓的最重要的概括。

  唐繼隋而起。隋何以亡，唐何以興？對於這樣一個問題的回答，猶如西漢初年陸賈受劉邦之命作《新語》一樣[57]，成為《隋書》史論極為重視的中心問題。

  

  《隋書》史論的作者注意從變化的觀點來分析歷史現象，認為隋朝「衰怠」、「亂亡」的原因，「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58]；而著重分析了隋亡「成於煬帝」的種種政治原因，指出：隋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59]。這一段評論，把隋煬帝統治時期驕橫殘暴的政治揭示得極為深刻。聯繫到隋煬帝嚴刑峻法、窮兵黷武、營造無日、巡幸不止等做法，這個評論基本上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其中有些見解，如說隋煬帝的「淫荒無度，法令滋章」等，就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不失為正確的論斷。這些議論，是接觸到了隋朝滅亡的某些根本問題了。

  《隋書》史論除了以隋朝自身的歷史作比較外，還把隋朝的歷史與秦朝的歷史作了比較，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併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64]《隋書》史論的撰者在此明確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樣，都是被「群盜」所推翻。這就是全部問題的癥結所在。可見，他不僅希望唐朝統治者要記取隋亡的教訓，而且要記取秦亡的教訓。

  此外，《隋書》史論還從經濟上探討了隋朝滅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勖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治國安人之大經也。」這可以說是《隋書》史論的撰者的根本的經濟原則。其具體主張是：「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那時人民就要起來造反。質而言之，就是剝削、奴役百姓要有一個「限度」：不超過這個「限度」，就可以「治國安人」；超過這個「限度」，便「怨」、「叛」叢生。《隋書》史論著眼於隋皇朝的經濟政策，並提出上述的主張，應當說是很難得的。

  《隋書》史論分析了隋朝末年由於勞役、兵役過重，造成了生產力的破壞，以致出現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的局面，加之「租賦之外，一切征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太半」，終於弄得全國各地「盜賊充斥」，故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於是《隋書》史論總結出這樣的歷史經驗：「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資，刑罰不能止。」[65]這些議論，從歷史觀點來看，是比較明確地認識到社會生產的發展與破壞，對於政權的興盛和衰亡有著直接的關係，是應當肯定的。唐初統治集團比較注重發展生產、穩定統治秩序，其思想基礎，就在於此。

  第三，是關於治國方略的認識。這個時期史學家在這方面的撰述，以吳兢（670—749年）的《貞觀政要》最為突出。

  《貞觀政要》是一部按照專題寫成的政治史，它記述了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關於治國安邦的問對、討論，反映了唐太宗貞觀年間的政治和歷史。

  吳兢（670—749年），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曾被唐人譽為「當今董狐」。吳兢生於唐高宗總章三年（670年）[66]。他的一生，經歷了唐高宗，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朝，正是處於「貞觀之治"之後，唐皇朝繼續興盛發展的時期。他從少年時代起，就能夠專心致志地讀書。《新唐書·吳兢傳》說他「少勵志，貫知經史」，《舊唐書·吳兢傳》稱讚他「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吳兢一生讀了許多書，他不僅是一個史學家，而且也是一個藏書家。吳兢曾經把家裡的藏書編了一個目錄，題名《吳氏西齋書目》。豐富的藏書，對他一生的史學事業的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吳兢在武則天長安年間（701—704年）擔任史官以後，參與了朝廷的一系列撰史活動。其間，他同劉知幾結成知己。當時，劉知幾「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67]可見，吳兢同劉知幾的友誼是很深厚的。吳兢勤於著述，一生撰寫了許多歷史著作和其他著作[68]，而流傳於後世並有很大歷史影響的，主要就是《貞觀政要》了[69]。

  吳兢著《貞觀政要》的目的，在他寫的《貞觀政要》序和《上〈貞觀政要〉表》中，說得十分清楚。吳兢在《貞觀政要》序中寫道：

  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

  這裡，充分顯示了吳兢對唐太宗時期政治的仰慕，認為那時的「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在他看來，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謨諫奏」的詞理，都是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的，因而具有「煥乎國籍，作鑒來葉」的作用，既能使歷史生光，又能作未來鑑戒。這些，便是吳兢撰《貞觀政要》的出發點。他的根本目的是「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規，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希望唐朝的統治者都能以太宗君臣為楷模，那麼天下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吳兢在《上〈貞觀政要〉表》中，把他的這個目的說得更清楚。他寫道：

  仍以《貞觀政要》為目，謹隨表奉進。望紆天鑒，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伏願行之而有恆，思之而不倦，則貞觀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顯然，吳兢認為他所處的時期的政治，已遠遠比不上唐太宗時期的政治了；他已經感到了一種衰頹的趨勢和潛在的危機，因此，他以耿直而誠懇的態度，向唐玄宗提出了這樣的希望。如果說，吳兢在開始編撰《貞觀政要》一書的時候，主要地還是出於對「貞觀之治」的嚮往和欽慕的話；那麼，當他完成此書、作序上表的時候，主要的思想傾向已經轉到現實政治方面了。他所作的序和所上的表，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正因為如此，在《貞觀政要》一書中，人們不僅可以看到「良足可觀」的「貞觀之治」，而且還可以觸到開元天寶之際的歷史的脈搏。

  《貞觀政要》共十卷四十篇，因是「隨事載錄，用備勸戒」，所以每篇都有一個中心，每卷大致也有一個中心，如：為君之道、求賢納諫、歷史鑑戒、教戒太子、道德規範、正身修德、學術文化、刑法貢賦、征伐安邊、善始慎終，等等。它的總的宗旨是：「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

  由於《貞觀政要》多系「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而成，所以從思想上來看，並不完全是反映吳兢的政治觀點和歷史觀點。但是，吳兢在編撰此書的過程中，也是要摻入他的認識和觀點，表達他的旨趣和傾向，這是毫無疑問的。譬如：吳兢列《君道》篇為四十篇之首，正是反映了他認為君主是維繫一個皇朝的關鍵所在的看法。他在《上〈貞觀政要〉表》中借「天下蒼生」的名義表達他對唐玄宗的「誠亦厚矣」的期望，也是出於類似這種「君道」的思想。

  於《君道》篇中，吳兢「綴集」了唐太宗君臣關於「草創」、「守成」、「兼聽」、「偏信」、「知足」、「知止」、「居安思危」等的議論，中心是一個如何鞏固統治的問題。吳兢所處的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使他感到這個問題的特殊重要性，他希望唐皇朝永遠保持興盛、強大、富庶、安定，這是很自然的。同時，他能夠首先抓住這樣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大問題，作為《貞觀政要》開卷的第一篇，說明他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史家。

  於《任賢》篇，吳兢列舉了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馬周等人的事跡，一方面固然是歌頌唐太宗的知人善任、愛才重賢，另一方面也高度評價了這些人在創立和鞏固唐皇朝過程中的巨大作用。這裡，隱約地反映了吳兢在對待歷史人物的評價上與魏徵有著某些相似的認識。魏徵曾經指出：「大廈雲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楶梲棟樑，莫可棄也。」[70]這是包含著不把一個皇朝的興起完全歸於一人一謀的見解，而是看到眾人的智慧和力量。魏徵是用這個觀點來概括隋初的歷史；而從吳兢對唐初歷史人物的評價中，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觀點。

  於《君臣鑑戒》篇，吳兢表達了他對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重要性的認識。而這些歷史的經驗教訓，又多是從封建統治的政治、經濟中去加以總結的，並以此來說明封建皇朝的治亂、安危。從而表明了著者並非是用「天命」的轉移來證明政權的轉移，而是強調了對於人事的重視。在《災祥》篇中，吳兢引用了虞世南的「妖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魏徵的「但能修德，災變自銷」的話，也都是上述思想的反映。

  在《文史》篇，吳兢列舉了唐太宗的「史官執筆，何煩有隱」的觀點，以及褚遂良、劉洎的「君舉必書」的認識。吳兢多年擔任史職，被譽為「當今董狐」。上述唐太宗等人的一些觀點，自然引起了他強烈的共鳴。他提倡直書，反對曲筆，於此也可看得十分清楚。

  此外，吳兢在第八卷中，列《務農》篇為本卷之首，而以《刑法》、《赦令》等篇次之，是很有見地的編次，反映了他對農事的重視。於第九卷中，他讚揚唐太宗慎征伐、主和親、重安邊的種種政績，當然並不完全是出於對以往歷史的一種美好的回憶，也是出於對現實的希望和寄託。再者，太子是「儲君」，是皇帝的繼承人，事關重大，所以吳兢在第四卷中編撰了《太子諸王定分》、《教戒太子諸王》等篇，反映了他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吳兢以《慎終》篇為全書之末，是頗有深意的，其目的當然是希望封建帝王兢兢業業，「慎始敬終」。

  以上這些，都從不同的側面，直接地或間接地反映了吳兢的歷史觀點和政治觀點的積極因素，證明他是一個正直的史家和朝廷的諍臣。

  由於《貞觀政要》是一本政治歷史書，所以它受到最高統治集團的重視，尤其是某些較有作為的統治者，更是把《貞觀政要》作為座右銘來看待的。唐宣宗李忱是唐代後期比較突出的一個君主。《舊唐書》的作者劉昫等說在李忱統治時期，「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71]。唐宣宗就十分重視《貞觀政要》這部書，他曾經「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72]。可見《貞觀政要》一書在統治集團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73]。

  《貞觀政要》一書在歷史編纂學上是有獨特的成就的。吳兢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按照專題分類，記述一朝的歷史。這與所謂起居注、實錄、國史均有所不同。用這種體例寫歷史，在吳兢之前是很少見的。「貞觀之治」為唐代以後歷代統治者景仰和謳歌，這當然是因為「貞觀盛世」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緣故，同時，也是和《貞觀政要》一書在歷史編纂上的特點及其得以長期流傳分不開的。

  《貞觀政要》在史料學方面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這是因為：第一，唐代起居注、實錄、國史，多已不存，《貞觀政要》是現存記載唐太宗貞觀年間歷史較早的一部史書；第二，吳兢長期擔任史官，可以接觸實錄、國史和其他重要文獻，他的《貞觀政要》也因此保存了較多的貞觀年間的重要史實；第三，比《貞觀政要》晚出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書所記貞觀年間史實，有許多方面也都不如《貞觀政要》詳盡。因此，《貞觀政要》就成了反映唐代貞觀年間政治歷史的一部極其重要的文獻。

  在治國方略方面，《隋書》史論同樣寄寓著作者的現實理想。

  「所居而化，所去見思。」這是《隋書》史論竭力提倡的一種封建吏治和統治秩序。《隋書》史論認為，要避免重蹈秦、隋之亡的覆轍，還必須對各級封建官吏提出「立身從政」的嚴格要求，從而建立起一種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魏徵在《隋書》史論中，突出地宣揚「循吏」的作用，認為：「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74]這就是所謂「化人」的辦法；做到這些，就能統治人民，管理政務，天下安定。他還認為：「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75]，主張通過教化來達到統治人民的目的。他的這個思想，頗像是道家思想的延續，又如同漢初黃老學說的翻版。其實，這種思想恰是唐初歷史條件的合乎規律的反映。處在隋末動亂後的唐初社會，猶如處在秦末動亂後的漢初社會一樣，當務之急是要穩定統治秩序，「與民休息」；故漢初有黃老政治，倡言「無為」，唐初有魏徵的「教化」之說，主張「化人」。這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魏徵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比其他人更加面對現實，因而也就更清晰地洞察當時的社會。他在給唐太宗的一篇奏疏中還說過：「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76]可見，他的這種主張教化的思想也是一貫的；而且認為實行這個主張，是要藉助於「忠良」、「俊乂」即各級稱職官吏的。因此，魏徵激烈地抨擊隋煬帝的種種暴政，稱讚循吏梁彥光等人「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77]，給予他們極高的評價。他尤其讚揚梁彥光等人「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78]。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官吏，做到居官實行教化，離任被人思念，是十分不容易的。魏徵的評論，不無誇大之嫌。魏徵曾說：「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堤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79]可見「化人」的目的是求得社會的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魏徵在這裡借評論歷史，既提出了一個理想的統治秩序和政治環境，同時也對各級官吏提出了「立身從政」的嚴格要求。這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沒有後者，便沒有前者；為了實現前者，必然要求後者。這在唐初的政治生活中，當然是很重要的課題。一個新建的皇朝，怎樣才能鞏固統治？為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方略？這不能不成為唐初統治集團十分關注並亟待解決的問題。正是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唐初統治集團中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認識。史載：

  帝（按：指唐太宗——引者）之初即位也，嘗與君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80]

  這一番爭論、駁難，在魏徵與封德彝之間，自然是十分激烈的；對唐太宗來說，究竟採取什麼統治方略，也是極為關鍵的。由於唐太宗採納了魏徵的意見，幾年之內，收到了預期的效果。《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記：貞觀四年（630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焉」。所以唐太宗曾經興奮地對長孫無忌等人說：「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徵之力也。」[81]聯繫唐初這一段歷史，對於魏徵在《隋書》史論中提倡「所居而化，所去見思」的吏治要求和統治秩序的積極作用，就看得更清楚了。當然，唐太宗等人並非完全依靠「教化」來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的，他們一手抓「教化"，一手制定《貞觀律》，這是唐初統治集團鞏固統治的兩個方面。《貞觀律》雖對舊有刑律作了「削繁去蠹，變重為輕」[82]的調整與修改，但它畢竟是國家機器的主要成分之一。

  魏徵在表彰循吏的同時，在《隋唐》史論中還對那些庸俗、貪婪、無能的官吏給予有力的鞭笞。譬如：他嘲笑李穆，說他先事周，後事隋，「見機而動」，既無「貞烈」，亦無「忠信」，而其子孫「特為隆盛」，這是「得之非道，可不戒歟！」[83]他抨擊劉昉、鄭譯「慮難求全，偷安懷祿」，事周「靡忠貞之節」，奉隋「愧竭命之誠」，而又祈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84]。他鄙薄宇文述、郭衍之輩「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日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85]。他蔑視衛玄，說他「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86]在魏徵看來，這些人，既不是君主的忠良之臣，又不配充當教化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一些貪生怕死、只懂得牟取私利的小人和敗類。這同那些「所居而化，所去見思」的循吏們比起來，實在不可同日而語。魏徵在《酷吏傳》後論中，甚至發出這樣的警告：「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他在宇文化及等傳的後論中又說：「梟獍凶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鑑哉！可不殷鑑哉！」[87]顯然，魏徵之所以對這些人要奮筆怒斥，大加撻伐，有兩個目的：一是提醒唐朝統治集團，絕不可依靠這班人來治理國家，統治人民；二是告誡唐朝各級官吏，要以這些人為鑑戒，從中汲取教訓。唐太宗也與魏徵有著相同的認識。唐太宗曾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88]他討厭那些「阿旨順情，唯唯苟過」[89]，「承意順旨，甘言取容」[90]的庸俗小人；要求官員們敢於說話，大膽辦事，「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91]不難看出，魏徵在《隋書》史論中的這些評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貞觀之治」關於用人方面的某些做法和政策。而這些評論的現實意義，則是希望唐初統治集團能夠不斷地選擇任用一批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