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興亡之辯中的方法論

  興亡論也是這個時期思想領域討論的大問題，這一方面是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朝更迭頻繁，另一方面是由於「風行萬里」的隋皇朝的驟興驟亡，從而使這個問題的討論始終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三國魏人曹冏的《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的歷史經驗教訓，分析曹魏面臨的現實問題，指出：「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92]作為魏的宗室，曹冏已預感到曹爽、齊王芳將面臨「疾風卒至」、「天下有變」的局面。曹冏所說的「長策」，是實行分封不力，從而形成「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以致必然敗亡。

  西晉陸機的《辯亡論》兩篇，寫出了三國孫吳政權興亡的歷史。作者作為吳國的遺民和名將陸遜的後人，對吳國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93]這裡說的「合其參」、「舍其參」，是指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因素對於政治興亡的關係。由於吳國的最高統治者沒有能很好地充分運用天時、地利、人和的三個條件，以至於走向敗亡之路。

  東晉史家干寶的《晉紀·總論》嚴肅地剖析了西晉滅亡的原因，認為它「創基立本」不廣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風、政風、世風的「淫僻」，人們「恥尚失所」，則是其敗亡的直接原因。他指出：「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94]這裡著重講了社會風氣跟政治得失的關係。干寶認為西晉之所以短祚，一是根基不穩，二是世風敗壞，即先天不足，後天失范，無不亡之理。

  這三篇討論興亡的文章，文辭都很好，因而被蕭統輯入《文選》，有很大的社會影響。這裡，尤其值得人們深思的是，這三篇討論興亡的文章，在方法論上各不相同。曹冏是著意回歸「分封」的歷史，陸機是估量綜合條件未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而干寶則更多地看到世風大壞對於政治的危害。應當說，他們在評論朝代興亡的方法論上都各有特點，甚至也顯示出自身的獨到見解。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陸機和干寶所論，還是更接近於現實社會中的具體問題，因而也就顯得更加切實。

  如前所述，隋唐時期，也有許多討論政治興亡的名篇。唐代的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論興亡，一是專講人事，不再空談「天命」；一是對現實和歷史前途顯示出充分的自信，很少回過頭去陶醉於對三代、兩漢的追尋。這個時期關於興亡的討論，有許多精彩的論點，還包含在一些有成就的皇朝史撰述和專史撰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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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史家論興亡，以魏徵在《隋書》史論中以秦、隋相比較而論之最有說服力，也顯示出鮮明的方法論特色。此外，史學家朱敬則的《十代興亡論》的全貌，雖已不得而知，但從其論魏晉南北朝諸帝的論述來看，其論著重於人而不著重於事。換言之，這與其說是在討論興亡，毋寧說是在討論興亡之路徑與緣由的是是非非。這就是說，其判斷的要點，不是興亡本身，而是判斷它的路徑與緣由。

  唐人論興亡，在方法論上尤其顯示出特色者，還有權德輿的《兩漢辯亡論》和羅袞的《秦論》（上、下）。他們論興亡的特點，有一個共同之處，即不是只看事物最終結果的當事人，而是追本溯源，考察這一結果之所以出現的原因。

  權德輿的《兩漢辯亡論》指出：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污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征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系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盪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也，豈直莽、卓之比乎！[99]

  在權德輿看來，張禹和胡廣以其身份和影響所產生的作用，其危害遠遠超過了王莽和董卓。換言之，若無張禹、胡廣這樣「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的人，當不會出現王莽、董卓這種「篡逆」者。這表明權德輿在考察兩漢興亡問題上，似有更深一層的見解。權德輿所論，其事實根據出於《漢書》所記：

  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比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100]

  文中所說「王氏」，指漢成帝之舅王鳳。王鳳的「專政」，朝野盡知，人心不滿，成帝請教張禹，張禹竟然文不對題地引用春秋時期的地震故事來搪塞漢成帝，而漢成帝出於對張禹的信任和尊敬，因而「不疑王氏」，沒有採取應有的措施，以致釀成敗亡之禍。如此看來，權德輿的分析是很有見地的。

  應當指出，權德輿的這個見解，無疑是受到了《漢書》作者班固的啟發。《漢書》卷八十一後論這樣寫道：

  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101]

  班固的這一段評論，不是評論一個人，而是評論一種現象，即「以儒宗居宰相位」，而又無參與重大政事的膽略，僅以「持祿保位」為做人做官的準則，這些人怎麼能勝任宰相這樣重要的職位！對於朝廷、國家來說，這是一種悲劇；對於公孫弘、張禹這些人來說，自是一種人生的恥辱，他們「被阿諛之譏」，是理所當然的。權德輿是唐代名相之一，他關於西漢之亡於張禹之論，自有一番深意。

  權德輿論胡廣，是說他多年身居高位，但卻未能阻止「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途」的敗亡趨勢。其意本質上與論張禹相近。其史實根據是《後漢書·胡廣列傳》中所記「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102]。所謂「大議不全」，李賢注曰：「質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當時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李固與杜喬敢於「堅守本議」，而胡廣、趙戒則向梁冀妥協，其反差、對比十分鮮明。權德輿的評論，誠然也是有道理的。而他的這個見解，自然也是受到了《後漢書》作者范曄的啟發。范曄在《後漢書》卷四十四後論中深刻地寫道：

  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恆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途難御。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歧路之間也。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103]

  范曄這首史論之所以顯得格外深刻，是因為他一方面揭示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常態和「恆情」，並對此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他所讚揚的還是那種「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的人生態度，而胡廣等人卻不具備這樣的人生態度，故難免為後世所貶。顯然，權德輿也是贊成范曄的這些評論的。

  總的看來，班固、范曄的歷史評論啟發了權德輿的歷史認識，而後者把這一認識提高到了關於興亡之辯的方法論的層面之上，給人們以更新、更高的認識水準。

  最後，我們來分析羅袞的《秦論》。羅袞認為：「亡秦者，不在胡亥、趙高、子嬰，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他對這一論斷是這樣闡述的：

  始皇雖不以仁義，死之日天下無事，民為擇君，但其遺詔不行於斯耳。李故有名天下，臣主相得，六國既平，不能於此時推廣，使秦修帝王之道，固亦失矣。及始皇外崩，奸臣謀亂，反不能於此時制變為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惡，子嬰孤死於蒼黃之地，始皇失賢嗣，遂暴惡於後世。嬴氏之鬼以不食者，李斯之故也。[104]

  羅袞批評李斯在「六國既平」之後，未能促使秦始皇推行仁義，這是決策之失；而當秦始皇死於外地，又不能適應變化制訂「存秦之計」，以致趙高等得以上下其手，最後導致亡秦。

  羅袞所說的這些史事，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司馬遷寫道：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

  從司馬遷的這些記載來看，李斯在秦始皇死後的一段時間，在決策上是不能辭其咎的。羅袞的分析，不無道理。更重要的是，羅袞以設問的方式，解釋了「天命」與興亡的關係，他寫道：

  或謂袞曰：「子言秦亡與存秦之計明矣，吾聞國之興亡乃有天命，設使李不失其計，秦果不亡乎？」袞曰：「吾雖不言天，其實天之道；子雖稱天以問我，而未識天之說。夫所謂天者，平無私也。故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君人者，有德，天則贊而興之；無德，則革而亡之。興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興亡在乎人也。」[105]

  這是一段以設問方式而對「天命」與興亡之關系所做的微妙而明確的回答，所謂「興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興亡在乎人也」，最終是落實在「人」上；所謂「有德」、「無德」，又都是與「人」密切聯繫著。「天命」是一個古老的命題，有深遠的歷史影響，羅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很機智地避開「天命」而繼承先賢的說法，把人們的思考引導到對於「有德」、「無德」方向上來。這是他討論興亡問題在方法論上的特點。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家和學人非常關注興亡盛衰之故的探索，儘管這是當時政治變動提出的問題，但人們的思考和闡述，都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來闡述有關問題，從而把這方面的理論探討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