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民族觀及樸素的歷史進化思想的發展

  民族論和民族關係論，也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極重大的現實問題和歷史理論問題。西晉江統著《徙戎論》，強調「《春秋》之義」，即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戰國、秦漢、三國以來民族關係的發展作消極看待和評價，主張對於內遷各族，「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106]。當時人「服其深識』，而「徙戎」之論對後世影響也很大。唐太宗時，在對待東突厥的安置上，引起一場爭論：一種主張是「含育之道」，「請於河南處之」；一種主張是強調華夷之辨、族類之別，重申江統「徙戎」之論。唐太宗採納了前一種意見[107]。《徙戎論》的作用，是從對現實的民族關係的認識，提出了對歷史上民族關係的看法，並力圖以這種看法來影響現實的處理民族關係的政策。但是，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隨著民族鬥爭的發展、民族關係的密切，不僅「徙戎」的主張在現實中行不通，就是華夷之辨的看法也逐漸遭到人們的否定。這在史家思想和史書編著上都有明顯的反映。隋唐之際，李大師已不滿於「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的修史情況，主張「編年以備南北」[108]。這是表明，在歷史撰述上要恰當處理南北朝關係，其中自然包含著民族關係。唐高祖《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說：「自有晉南徙，魏乘機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109]詔書對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北周皇朝，不僅承認它們的歷史地位，而且毫無貶詞。唐修《晉書》，對西晉江統《徙戎論》的主張並不採取附和態度，指出：「『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110]這實際上是不同意把西晉之亡歸咎於「戎狄」的說法。《晉書·載記》記十六國事，對各族仍不免有微詞，但並未採取否定態度，有的甚至給予很高評價。《隋書·經籍志》史部以「霸史」列於正史、古史、雜史之後，居於「起居注」類之前，並對其所記政權的成就給以適當的肯定。劉知幾《史通·稱謂》篇指出：「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批評晉人「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這些，都是反映了力圖從歷史事實上嚴肅地看待多民族歷史的態度和思想，具有進步的意義。在這方面，杜佑《通典·邊防》序所論，具有更高一層的理論價值。

  《通典》這部書，深刻地反映出了杜佑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這個觀點，在《通典》中有廣泛的表現，而最突出的反映，是他對民族問題的認識。這裡說的民族問題，主要是指「中華」（或稱「華夏」）、「夷狄」在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程度與差別問題。杜佑認為：

  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於斯。

  

  這一段話，闡述了「華夏」社會歷史進步的過程和原因（主要是講的地理上的原因）。杜佑不贊成前人認為社會歷史的變化是「削厚為薄，散醇為醨」的倒退趨勢。他認為，人們有一種「非今是古」的「常情」。杜佑分析道：古代「樸質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並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醇」、「厚」。他進而舉出具體的事例，用以證明這一認識，他說：「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摶食焉，有祭立屍焉，聊陳一二，不能遍舉。」所謂「居處巢穴」、「葬無封樹」、「手摶食」、「祭立屍」等，是被人們認為落後的習俗，只有「夷狄」才是這樣的。杜佑力駁這一偏見，他利用文獻的和民俗的資料，在《通典》正文的自注中指出：「上古中華亦穴居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上古中華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代聖王易之以棺槨。」「殷周之時，中華人尚以手摶食，故《禮記》雲『其飯不澤手』，蓋弊俗漸改仍未盡耳。今五嶺以南，人庶皆手摶食。」「三代以前，中華人祭必立屍，自秦漢則廢。按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曰：『祭屍久廢，今風俗父母亡歿，取其狀貌類者以為屍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瀆亂情禮。』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風俗，每春秋祭祀，鄉里有美鬢面人，迭迎為屍以祭之。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屍之遺法。」[111]這裡所舉的，就是針對「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摶食焉」、「有祭立屍焉」說的。在杜佑看來，類似的事例，還可以舉出不少，這裡只是「聊陳一二」而已。總之，杜佑是用事實證明「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也就是說，現今的中華文明是從古代的「鄙風弊俗」發展而來的。他的樸素歷史進化觀點，在這裡表現得十分鮮明。

  「中華」為什麼能夠革除「鄙風弊俗」，不斷從「鄙風弊俗」走向文明呢？杜佑認為，這主要是地理環境的影響。「華夏居中土，生物受氣正」，所以不斷誕生出「聖賢」，「聖賢」們不斷創製、實行「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於是便逐漸變得文明起來了。與此不同的是，「夷狄」所處，「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因而至今保存著古老的陋習，顯示出了同「華夏」的區別。杜佑用地理條件的不同來說明「華夏」與「夷狄」在文明進程上的差別的原因，是唯物的、進步的理論。當然，造成「華夏」、「夷狄」文明程度的差別的原因，不止是地理條件方面的，更不能看作是有沒有「聖賢」、「聖哲」所致，但杜佑能夠從客觀上探討這個問題，提出了獨立的見解，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極其難得的。

  如前所述，杜佑在民族問題上反映出來的樸素歷史進化觀，使他對於民族問題有一種樸素的民族平等認識。他強調「古之人質樸，中華與夷狄同」的觀念。此外，杜佑所認為的歷史的進步，隱約含有一個發展過程，這從他說的「繼生聖哲，漸革鄙風」可以看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