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太宗與《帝范》

  如果說虞世南的《帝王略論》是用比較的方法，從德行和事功兩個方面評價了歷代帝王的話，那麼，唐太宗的《帝范》則主要是從理論上闡述了一個理想中的帝王的準則。

  《帝范》是唐太宗辭世前所撰，當作於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即他辭世的當年；但也有說是作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即他辭世的前一年[42]。

  唐太宗《帝范》為何而作，這是考察《帝范》的前提。概括說來，它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這是唐太宗給皇太子的政治遺囑。他在《帝范序》中明確地寫道：

  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任，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余每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43]

  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唐太宗對於皇太子在政事（君臣之禮節）和民事（稼穡之艱難）兩個方面都不是很放心的。一個君主，如不能處理好君臣關係，不能關注民生，是無法鞏固自己的統治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政治作風和為政之道。他曾特別強調《漢紀》一書「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44]，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風。他對於民事的關注，無疑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從積極方面看，他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45]從消極方面看，他同魏徵等人討論君與民猶如舟與水的關係，並以此教導太子，不要把百姓生死休戚置若罔聞[46]。

  從上引這段話里，還可以看出，這份政治遺囑，是唐太宗結合自己的政治實踐，從豐富的歷史經驗中提煉出一些重要的理論性認識，所謂「自軒昊以降，迄至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然」，反映出他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宏大的政治氣魄。在他看來，現實是歷史的延續，而歷史正是現實的鏡子。從這個意義上講，唐太宗的這份政治遺囑，是政治領域中歷史的積澱和現實的創造之結合的統一體。

  當然，《帝范》作為一份沉甸甸的政治遺囑，其意義是重大的。正如唐太宗在賜太子李治《帝范》時對左右大臣所說：「飭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47]可以說，這是他對整個唐皇朝的最後的政治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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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從唐太宗本人的自我評價來看，《帝范》也是他的一份反省之作、自鑒之作。他在《帝范後序》中語重心長地對太子講道：

  欲悔非於既往，唯慎過於將來。擇哲王以師，與無以吾為前鑒。夫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其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已來，所缺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鶻，無遠必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人勞，此非屈己也。斯數事者，吾之深過也。勿以茲為是而後法焉。

  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也有其兩面性。前面說到他重政事與民事，並非誇大之詞；這裡，他的自我反省與自責，也並非出于謙辭。貞觀中期，魏徵一再提醒唐太宗要保持貞觀初年的政治作風，並為此而與唐太宗產生過激烈的衝突，就是有力的證明[48]。在這一段話中，唐太宗三次聯繫他本人發論：「擇哲王以師，與無以吾為前鑒」，「吾在位已來，所缺多矣」，「斯數事者，吾之深過也。勿以茲為是而後法焉」。這三個「吾」反映了唐太宗自省、自責的真誠。而這種自省、自責也更加重了這份政治遺囑的分量，這就是唐太宗著重指出的一個普遍性的道理：「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其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其良苦用心，已達極致。

  這就是《帝范》為何而作的深層原因。

  《帝范》的主要內容除序與後序外，正文凡十二篇，即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各篇所論，要言不煩，切中本質，往往反映出歷史經驗與現實經驗的結合。這十二篇所論大致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關於皇帝的地位和修養以及對皇族的適當安置（君體、建親），二是關於用人（求賢、審官），三是關於君主的政治作風（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四是關於基本國策即重農及文武之道兼而用之（務農、閱武、崇文）。這四個方面互相聯繫，密不可分，成為由一個英明君主結合自身為政體驗而撰寫的一篇「君主論」或「帝王論」。

  這裡，我們舉出數篇，略作分析，以見其主旨。

  首先看《君體》篇，這是論君主的崇高地位和自身修養所應達到的境界。其文曰：

  夫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億兆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寬大其志，足以兼苞；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民。撫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後思恭，傾己勤勞，以行德義。此為君之體也。

  這幾句話，前半部分是論君主地位的無上崇高和威力的無邊無涯，如山嶽，如日月；後半部分是論君主的德與行，其「致遠」、「懷民」、「撫九族」、「接大臣」，都體現出仁、禮、孝、恭、勤勞、德義。這就是唐太宗心目中理想的人君及其「為君之體」。顯然，這樣的君主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只能「存在」於人們的頌詞和謳歌之中。在中國歷史上，英明之君如唐太宗者寥若晨星，而如前所述，唐太宗本人晚年也深刻反省自己的過錯。既然如此，那為什麼還要標榜君主的權威和德行呢？道理很顯然，是為了樹立人們對君主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以服從管理與統治。

  其次看《建親》篇，這是論述「封建親戚，以為藩衛」的經驗教訓的專文。唐太宗總結了周、秦、漢、魏的得失，認為適當的實行「封建」之制，是必要的。他在回顧了歷史之後，明確地寫道：

  夫封之太強，則為噬臍之患；致之太弱，則無固本之隆。由此而言，莫若眾建宗親而少力，使輕重相鎮，憂樂是同，則上無猜忌之心，下無侵冤之慮，此封建之鑑也。

  所謂「眾建宗親而少力」的方針，本是西漢初年賈誼為削弱同姓諸侯王的勢力而提出來的，而《帝范》又把它提出來使之作為郡縣制的補充形式，以鞏固唐皇朝的長治久安。在這個問題上，唐太宗同一些重要大臣的意見是存在歧異的。早在貞觀十一年（637年），唐太宗以周、漢歷史為依據，決定分封子弟及功臣共三十五人為世襲刺史。後經大臣李百藥上長篇奏疏，駁「世封」之事。大臣馬周也上疏力陳不可，指出：「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在大臣們的反對下，唐太宗「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事[49]。然而，唐太宗似乎並未完全放棄自己的主張，所以到了暮年時節，又舊事重提，把它寫入《帝范》，作為一條國策，要他的繼承人遵照實行。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武則天誅殺李氏宗室，或許可以「證明」唐太宗的主張是對的；但「安史之亂」後，李氏宗室之間的殺戮同樣非常殘酷，頗類似於漢初同姓王之亂，這又說明唐太宗的主張是不可行的。到了唐憲宗時代，柳宗元撰《封建論》，可以說是從主要方面「回答」了唐太宗思想上的多慮。但應當承認的是，《建親》篇十分有力地表明，唐太宗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思考和總結，是非常認真、非常深刻的。

  再次說《務農》篇，這是論述治國安邦的基本國策之一。貞觀初年，唐太宗曾對大臣們說過這樣的話：「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50]這個認識，直接的教訓來自隋朝之亡，間接的教訓則來自秦亡，因為唐初君臣都認識到，「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51]，其主要教訓就是過役人力。這個涉及根本國策的問題，唐太宗是一定要加以強調的。他在《務農》篇中寫道：

  夫食為人天，農為政本。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乏則忘廉恥。故躬耕東郊，敬授民時。國無九歲之儲，不足備水旱；家無一年之服，不足禦寒溫。然而莫不帶犢佩牛，棄堅就偽，求伎巧之利，廢農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為害也甚於秋螟。莫若禁絕浮華，勸課耕織，使民還其本，俗反其真，則競懷仁義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

  所謂「食為人天，農為政本」，在中國歷史上無疑是治國的根本方針和思想基礎，但真正做到「農為政本」卻又並不容易。誠如上文所引唐太宗講的那番關於「不奪農時"的話，也恰如唐初君臣所總結的秦、隋均亡於「過役人力」的歷史教訓，只有國策不墮入那樣的歧途，才能把「食為人天，農為政本」落到實處。唐太宗說的「禁絕浮華，勸課耕織」，「民還其本，俗反其真」，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極其重要的基本方針。他說的「國無九歲之儲，不足備水旱」，或許有點誇張，這反映了他對儲備糧食的高度重視。

  最後說《崇文》篇，這也是論述基本國策之一的專篇，它同《務農》、《閱武》構成三大基本國策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在本篇中，唐太宗指出「崇文」對於「弘風導俗」、「敷教訓人」、提升治國之道、光顯君臣身名、認識智慧之源等，都大有裨益。他寫道：

  夫功成設樂，治定製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弘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識智之源。然則質蘊吳竿，非括羽不美；性懷辨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研精六藝。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鑑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天下不朽者，其唯為學乎！此崇文之術也。

  唐太宗對「崇文」有深刻的認識，認為「崇文」所得到的益處是「端拱而知天下，無為而鑑古今」。在他看來，如果一個君主不知天下，昧於古今，那是不可想像的。他進而指出：「光於天下不朽者，其唯為學乎！」他在下文作結論說：「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唐太宗年輕時戎馬生涯，深知「閱武」之重要；但「守成」之時，「崇文」的重要性更凸顯出來，這就叫作「與時優劣，各有其宜」。聯想到漢初劉邦與陸賈的對話，所謂「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52]，可以看到歷史經驗給予人們的智慧，本有相通之處。

  《帝范》十二篇，反映了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也凝練了他的「君主論」，使其成為中國史學上「君主論」的一篇傑作，反映了7世紀中華文明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帝范》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現在《帝范序》起首說的「皇天眷命，歷數在躬」云云，還是給皇位罩上一層神秘的面紗。這些話，或許已經成了不能不說的官樣文章，但它畢竟打上了那個時代的印記。再者，《帝范》所宣揚的是君主的權威和作用，雖然它也講到「民者國之先」之類的話，但「民」的活動總是脫離不了君主光芒的照耀。

  唐太宗在《帝范後序》中對《帝范》作了這樣的小結，他說：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綱也。安危興廢，皆在茲乎！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聖哲之主，豈獨見於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皆俯從其易，不能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能逸居其易，故福慶流之。是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他把《帝范》稱為「帝王之綱」當不為過，因為「安危興廢」都包括在其中了；他又指出，知之不難而行之難，始終行之尤其難，這都是說的實話。由此可以證明，《帝范》一文，原本論的是那個時代的理想中的君主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