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虞世南與《帝王略論》

  君主在歷史上的作用，以及歷代君主對後世的影響，是史學家歷來都很重視的問題。虞世南所撰的《帝王略論》是問答體的通俗形式，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於君主的認識。

  具體說來，《帝王略論》是一部記帝王之事略、論帝王之賢愚的著作，其價值不在於「略」而在於「論」。它在評論歷代君主方面或自此而涉及對其他歷史問題的評論方面，不論在見解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有理論上的意義。

  第一，提出了關於「人君之量」的見解。如《通曆》記東晉末年桓玄所建「偽楚」及其為劉裕所敗的史實後，引《帝王略論》說：

  公子曰：桓玄聰敏有夙智，英才遠略，亦一代之異人，而遂至滅亡，運祚不終，何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遠，虛己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合於寒暄，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玄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大德。值晉室衰亂，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時篡奪，安國治人無聞焉爾。以僥倖之才，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32]

  這裡說的「人君之量」，不只是君主的個人品德問題，它還包含著君主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以及以這樣的遠見卓識為指導而制定的種種措施和這些措施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只有具備這種器度的君主，才能使「萬姓樂推而不厭也」。虞世南認為，像桓玄這樣的「浮狡小智」、「僥倖之才」，是不能成就大事業的，而遭到毀滅則是理所當然的。

  「人君之量」是一個很高的道德標準和政治標準。在虞世南看來，不獨桓玄這樣的人與此無涉，歷史上有一些看來還說得過去的君主也不曾達到這樣的標準。如他論北周武帝宇文邕：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藝，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算，必能平一宇內，為一代之明主乎？

  先生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觀其卑躬厲士，法令嚴明，雖勾踐、穰苴亦無以過也。但攻取之規有稱於海內，而仁惠之德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33]

  「人君之度量」不同於種種「奇才」的地方，在於前者應建立在很高的道德素養和政治素養之上，因而能產生影響於社會的「仁惠之德」。在封建社會裡，君主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虞世南提出「人君之度量」的看法，儘管帶著很重的理想主義的色彩，但他在主觀上是希望人君能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一點，是有積極意義的。

  同「人君之度量」的見解相關聯的，虞世南還評論了「人君之才」與「人君之德」。《帝王略論》在評論漢元帝的時候，講到了關於「人君之才」的問題：

  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眾，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鼓瑟吹簫、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34]

  人的才華是多種多樣的，對於不同身份的人來說，亦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才華。作為一個君主，其才能應反映在「經天緯地」、「禁暴戢兵」方面，否則就與身份不相吻合。這是提出了怎樣看待「人君之才」的標準。在講到「人君之德」時，虞世南極力稱讚劉備，說：「劉公待劉璋以賓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為美。」[35]他把尚禮和誠信看作是「人君之德」的兩個重要方面，這無疑是從儒家傳統觀念著眼的，但這兩條標準對於當時的李世民和後來的貞觀之治，特別對於維繫唐太宗統治集團的穩定，或許不無關係。

  第二，分別肯定一些君主的歷史作用。虞世南對歷史上一些君主的評價，往往反映出他的卓越的史識。他對魏孝文帝和南朝宋高祖的評價，就是很典型的例證。下面是關於對宋高祖劉裕之評價問題的回答：

  公子曰：宋高祖誅滅桓玄，再興晉室，方於前代，孰可比倫？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時以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於魏武、晉宣。觀彼二君，恐非其類。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偉，晉宣頻立大功，得比二人，以為多矣。季孟之間，何為非類？

  先生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兇，曾非己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擒姚泓於崤函，克慕容超於青州，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豁達宏遠，則漢高之風；制勝胸襟，則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36]

  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門閥風氣很盛的政治氛圍中，虞世南這樣讚揚「匹夫」出身的宋高祖，不僅要有見識，而且也要有勇氣。值得注意的是，在虞世南的時代看歷史，西漢開國之君劉邦和東漢中興之主劉秀，恐怕是最受人尊崇的兩個君主了；他把劉裕跟他們相比擬，可以看出他對東晉滅亡的毫不惋惜和對劉宋建立的充分肯定之意。他似乎認識到，晉宋更迭是一個不可扼制的趨勢。而他對魏孝文帝的評價是從另一方面予以強調的——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謂非常之人？

  先生曰：後魏代居朔野，聲教之所不及，且其習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爾不群，遷都瀍澗，解辮髮而襲冕旒，祛氈裘而被龍袞，衣冠號令，華夏同風。自非命代之才，豈能至此！[37]

  這是從民族關係上，特別是從「聲教」，也就是從文化方面高度評價了魏孝文帝的漢化措施，並把魏孝文帝稱為「非常之人」、「命代之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者能夠對民族關係有這樣的見解，能夠對所謂「異族」統治者作這麼高的評價，確是一種卓識。

  第三，著意於成敗得失的總結。《帝王略論》從多方面評論歷代君主的賢愚、明昏，根本的一條，是著意於對歷代政治統治成敗、得失的分析和總結。虞世南論秦始皇和秦朝的歷史，既注重於政策的當否，又涉及有關人的才能的高下，包攬的面是很寬的——

  公子曰：秦始皇起秦隴之地，蠶食列國，遂滅二周而遷九鼎，併吞天下，平一宇內，其規摹功業亦已大矣。何為一身幾殞，至子而亡乎？

  先生曰：彼始皇者，棄仁義而用威力，此可以吞併而不可以守成，貽訓子孫，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趙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貪暴之跡，三載而亡，已為晚矣！[38]

  這裡著重批評了秦始皇一味使用「威力」的政策，殊不知在「守成」時亦需要以仁義相輔；而這種政策作為遺訓，又影響到秦二世的統治。聯想到貞觀初年唐太宗君臣討論「教化」問題，魏徵力主教化，而封德彝則提出「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的先例，以致引起一場爭論[39]；以及唐太宗與大臣探討「草創與守成孰難」的問題，引起熱烈的爭論[40]，可見虞世南的上述評論並不是毫無意義的。他評論的是歷史，卻包含著對於未來的預見。

  在總結歷代皇朝成敗得失的時候，虞世南還能夠指出那些獲得巨大成功的君主的失誤處，絕不因其功業之大而諱言其短。他論漢高祖劉邦是這樣說的——

  公子曰：漢高撥亂反正，為一代英主，可謂盡善者乎？

  先生曰：漢祖起自卑微，提三尺劍以取天下，實有英雄之度量焉！……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禮愛，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此其所以得天下也。然知呂后之耶（邪）辟而不能正，愛趙王如意而不能全，身沒之後，幾亡社稷。若無劉章、周勃，呂氏幾代漢矣。此之為過，甚於日月之食，豈盡善之謂乎！[41]

  作者充分肯定了劉邦在政治上的謀略和成功，但也批評了他在對待呂后的邪辟上的遷就和無力，以致弄到「幾亡社稷」的地步，這是重大的過失，怎麼能說他是盡善盡美的人呢！可見在作者看來，所謂明者可為規範、昏者可為鑑戒，二者也不是截然分開的。這裡面包含著作者在評論歷代帝王時的樸素辯證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