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物誌》的理論價值

  劉邵是三國魏初人，曾「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又與人合作著《新律》十八篇，撰有《律略論》，還「受詔作《都官考課》」，《法論》、《人物誌》是他的代表作。劉邵諳於典制，精於考課，深於品評人物，時人這樣稱讚他：

  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22]

  劉邵這方面的才識，被認為是「非世俗所常有」的。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本人的經歷和才識，是他能夠寫出《人物誌》一書的幾個重要原因。

  《人物誌》三卷二十篇：卷上包括九征、體別、流業、材理，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卷下含七繆、效難、釋爭。《人物誌》的主旨是：「辯性質而准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23]《人物誌》品評人物的理論基礎，是以先秦樸素唯物思想的五行說與人體的自然本質骨、筋、氣、肌、血相配，然後再與五常即仁、義、禮、智、信相結合，作為判斷人物才性的根據。這是認為人的才性出於自然。《人物誌》把人材分為三大類，即兼德、兼材、偏材，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品評準則，只有「兼德」才符合這一準則。其開篇《九征》即具體論述了人物才性的九種表現，並由此劃分出人物才性的高下區分，這就是：

  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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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為人也，質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征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征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為目；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征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恆之人也。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

  由五行而五常，由九征而三度，由三度而推崇中庸，這是《人物誌》品評人物之理論的基本脈絡。此外，它還以中庸為準則，剖析了十二種偏材的特點（《體別》）；指出才能無大小之分，而關鍵在於用其宜，分析了才與能的區別（《材能》）；辨析了英與雄的兩種素質的特徵，認為「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只有「兼有英、雄」，才能「成大業」（《英雄》）；討論了鑑定人物才性的具體方法（《八觀》）；指出了品評人物的七種誤區（《七繆》）；分析了知人之難與薦人之難的種種原因，等等。

  《人物誌》是一部品評人物的理論著作，一般不結合具體的歷史人物作分析判斷，只有個別的篇章（如《流業》）採取了列舉人物的表述方法，其學術思想淵源，兼有儒、道、名、法諸家[24]。劉知幾論此書說：「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邵《人物誌》生焉。」[25]這幾句話，概括地指出了《人物誌》的基本理論和撰述目的。《人物誌》對於史學的密切關係，是它第一次從理論上有系統地分析了歷史活動中的主體在才性上的種種差異，以及認識這種差異的社會實踐意義。《人物誌》或許受到《漢書·古今人表》的啟發，但它在理論上的認識已遠遠超出了後者。明人鄭旻說它：「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26]宋人阮逸稱它：「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為小矣。」[27]

  《人物誌》強調人的才性出於自然，具有樸素的唯物思想，但書中對於人的後天培養的作用，在社會生活中會發生變化等問題，所論甚少，確如劉邵所言：「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28]

  《隋書·經籍志三》著錄《人物誌》於名家類，其文曰：「《人物誌》三卷，劉邵撰。」原註：「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九州人士論》一卷，魏司空盧毓撰；《通古人論》一卷。亡。」於此可見，關於品評人物的理論，在魏晉南北朝，已成風氣。又《顏氏家訓·名實》開篇寫道：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奸，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這裡是在講「家訓」，而且僅限於「名實」，但也可看出作者顏之推品評人物的旨趣。通觀全書，其意甚明。於此可見，北朝在品評人物的理論認識上，也有所作為。

  《史記》確立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中心位置，從史學方面促進了社會對於人的關注和人的研究，《人物誌》這種論人的專書的出現，與此不無聯繫。此外，中國歷史上較早面世的類書唐初歐陽詢等編著的《藝文類聚》自十七卷至三十七卷，凡二十一卷專為「人部」，其各部子目是：頭、目、耳、口、舌、發、髑體、膽；美婦人、賢婦人、老；言語、謳謠、吟、嘯、笑；聖、賢、忠、孝；德、讓、智、性命、友悌、交友、絕交；公平、品藻、質文；鑒誡；諷、諫；說、嘲戲；言志；行旅；遊覽；列上；別下、怨；贈答；閨情；寵幸、遊俠、報恩、報讎、盟；懷舊、哀傷；妒、淫、愁、泣、貧、奴、婢、慵保；隱逸上；隱逸下。細察其子目，既涉及自然的人，又涉及社會的人；既關乎人的個人修養，又關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既考察人的情感世界，又考察人的社會地位，等等。所有這些，在紀傳體史書中都有反映，也多成為史學家評論歷史人物的某一方面的根據。更重要的是，《藝文類聚》對於「人」的認識，具有歷史的和社會的理論意義，在古代歷史理論的發展上，有其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