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史注的突出成就

  這是歷史文獻學成長起來的另一個突出標誌。首先，許多重要的歷史著作這時都有了注或新注，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史注名作。《左傳》，有西晉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國語》，有三國吳人韋昭的《國語解》；《史記》，有南朝宋人裴駰的「集解」、唐代司馬貞的「索引」和張守節的「正義」，習慣上統稱為「《史記》三家注」；《漢書》，主要有唐代顏師古注；《後漢書》紀傳，有唐代李賢等注；《續漢書》志，有南朝梁人劉昭注；《三國志》，有南朝宋人裴松之注。此外，南朝宋人劉義慶所撰《世說新語》，有梁人劉孝標註；佚名氏所撰《水經》，有北魏酈道元注等，皆為名家。這些史注都流傳下來，對於後人釋讀、研究和使用豐富的史學遺產，發揮了很大作用。直至今日，它們都還有參考價值。

  其次，是出現了多種注史派別和注史方法，為歷史文獻的整理、研究開闢了廣闊的前景。這些派別和方法主要有：

  ——補充史事。裴松之《三國志注》和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還有唐人李善《文選注》，是這方面的名注。裴松之肯定《三國志》「銓敘可觀，事多審正」，是「近世之嘉史」，惋惜它「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於是「采三國異同」為之作注。所注內容是：「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4]這一段話，說明了作注的宗旨和方法，具有理論的價值。從「補其闕」、「備異聞」、「懲其妄」、「有所論辯」來看，裴注的內容是很豐富的，其著眼點在於對文獻的搜求，即所謂「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因此，裴注具有補充文獻的價值。《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意甚簡略。裴注引王沉《魏書》所記，補充了屯田的背景、曹操的屯田令、田官的設置、屯田的效果等史實。又建安九年下記曹操令：「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接著說道：「重豪強兼併之法，百姓喜悅。」裴注引王沉《魏書》所載曹操令的內容，包含租賦制度改革辦法的徵收和具體數量，是中國古代租稅史上的重要文獻。裴注還有考史和評史方面的價值，這除了它所徵引的文獻外，也見於裴松之在注中所寫的按語。裴注的價值還在於它儲存了大量的已佚文獻。一般地說，裴注徵引文獻比較完整，文字也多，如在《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所記漢獻帝禪位詔冊之下，注引《獻帝傳》七千餘字，以為「補闕」；同時，裴注所引之書多至二百一十種[5]。由於這兩個原因，使裴注保存了豐富的文獻，總計三十二萬多字，只比正文少四萬餘字。裴注所引魏晉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這就更加重了它的文獻價值。過去有人以裴注貶低原書，說《三國志》應當重作；也有人對裴注價值評價不高，說裴注所載「皆壽書之棄余」[6]。這兩種看法都失於片面。《三國志》和裴注是名作和名注的關係，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從史注發展來說，《三國志注》開創了新的注史方法，在史學史上是值得重視的。

  《世說新語》是一部筆記小說集，原為八卷，劉孝標註本為十卷，今傳本分上、中、下三卷。這書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門，記東漢末年至東晉末年間士大夫的言談逸事，對於反映魏晉時期門閥地主的思想、生活及清談放誕的風氣，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劉孝標仿《三國志》裴注之法，廣徵博引，採擷文獻四百餘種，以注《世說新語》，這就更加提高了它的歷史文獻價值。清人沈家本（1840—1913年）輯有《世說新語注所引用書目》，其中經部三十五家，史部二百八十八家，子部三十九家，集部四十二家，釋氏十家，凡四百一十四家[7]。這些書，唐修《隋書·經籍志》時，已佚一百一十餘家，至今所存十不及一，故其所存佚文，彌足珍貴。《世說新語》注也兼有考史、評史的作用，但不如《三國志注》在這方面的作用突出。

  蕭統所編《文選》（後亦稱《昭明文選》）三十卷，是一部文學總集，選錄先秦至南朝蕭梁的詩文辭賦，不選經、子，史書也只選錄少量「綜緝辭采」、「錯比文華」的論贊。全書分為三十八類，共七百餘首，是梁、陳、隋、唐時的重要文學讀本。唐代先後出現了兩個《文選》注本，一是高宗顯慶年間的李善（？—689年）注本析為六十卷，一是玄宗開元年間的「五臣注」本。宋人又把它們合為《六臣注文選》。李善注精於「五臣注」，這是兩宋以後的普遍看法。《新唐書》稱他：「淹貫古今」，「為《文選注》，敷析淵洽」，「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8]。南宋尤袤指出：「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詳。」[9]今傳《文選注》，大致保存了李善注文的優點，但已非李注原貌。李注重「用事所出」，徵引該博，儲存了唐初以前的豐富文獻，這跟《三國志注》、《世說新語注》是有同樣價值的。這三種注，被認為是「六朝唐人書注最浩博者」[10]。劉知幾指出，「掇眾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是南朝學人注史的一個特點[11]。齊陸澄的《漢書注》、梁劉昭的《後漢書》注，也是採用搜集同異以為注的方法。

  ——訓釋史文。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史記》三家注、《漢書》顏師古注、《後漢書》李賢等注，是這種注史派別的代表作。它們的特點，是重在訓釋史文，疏通原著。劉知幾稱讚這種史注有「開導後學，發明先義」的作用，又便於「古今傳授」[12]。《史記》三家注以前，有東晉徐廣作《史記音義》十三卷，以注音釋義為主，「具列異同，兼述訓解」。裴駟「集解」即「以徐為本」，又「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加以訓釋。司馬貞在此基礎上，「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又重為述贊」，撰成《史記索隱》。「索隱述贊」兼有提要和評論的性質，這是「索隱」不同於「集解」的地方。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自謂：「評《史》、《漢》詮眾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13]三家注雖不盡相同，且有互補之效，但中心都沒有脫離音字釋義這個基本方法。從《史記正義》的體例說明「論史例」、「論注例」、「論字例」、「論音例」、「音字例」、「發字例」、「諡法解」、「列國分野」，可以看出這一派史注的風格和特點，跟《三國志注》、《世說新語注》是迥然不同的。

  顏師古的《漢書注》是這一派史注中成就最大的。顏注是在已有二十多家《漢書》注的基礎上所作的，它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對待舊注，凡恰當可用者，「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凡意有未申者，「衍而通之，使皆備悉」；凡「越理亂真」者，則「匡而矯之，以祛惑蔽」；凡「泛說」、「蕪辭」，「徒為煩冗」者，一概不取；凡舊注闕漏者，則「普更詳釋，無不洽通」。第二，對待「六藝」之文，不「追駁前賢」，也不「曲從後說」，而「各依本文，敷暢厥指」。第三，對本書紀傳表志所記「時有不同」者，或「筆削未休，尚遺秕稗」，或「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都「窮波討源」，予以甄釋。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給自己作注提出的這些目標和要求，足以說明他的嚴謹和博洽。顏注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在字音、字義的註解上一絲不苟，功夫艱深；一是不脫離原著，「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反對「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14]。史載：《漢書注》出，「大顯於時」；時人稱杜預、顏師古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15]。這反映出杜預、顏師古注史的成就，也反映出這一史注派別的學術影響。

  

  ——以著為注。酈道元《水經注》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水經》是一部水利史專書。《隋書·經籍志二》地理類著錄：「《水經》三卷。郭璞注。」《新唐書·藝文志二》地理類著錄：「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二書提出三種說法。據清人全祖望等考訂，認為是三國時人所作。它記述黃河、長江、渭水、沔水、濟水、漯水、汝水、淮水等一百三十七條水流，文字簡略，記事止於三國。北魏酈道元為之作注，廣搜資料，大加擴充，成《水經注》四十卷。《水經注》共記河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條，詳細記述了各條河流所經過的山陵、郡縣、城市、關津、名勝、祠廟、冢墓等地理情況、建置沿革和有關的歷史事件、人物、故事、歌謠以至神話傳說。注文共約三十萬字，為原書的二十倍。其引用書多達四百三十一種，並收錄了不少漢魏時期的碑刻，有很高的文獻價值[16]。酈道元《水經注·序》說他作注的方法和範圍：「《大傳》曰：『大川相問，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又說到作注之難和所取態度：「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輕流細漾，固難辨究」，「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水經注》跟《三國志注》、《世說新語注》相比，可謂貌似而神異，它具有明確的撰述思想和撰述體系，可以說是一部以注代著或以著為注的歷史地理名作。

  ——著者自注。以上幾種史注，都是注家注他人之書。自注，是著者自注己書，劉知幾《史通·補註》篇稱為「子注」。自注是著者在撰述中對於歷史文獻的一種特殊的處理方法。這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行文中由此及彼，旁及相關事物，不便書入正文而又可以烘托正文所記者，北魏楊衒之（一作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屬於這種情況；一是為簡省正文而對正文所作的補充或說明，唐杜佑的《通典》屬於這種情況。《洛陽伽藍記》在流傳中正文與注文久已混淆，後人難以復其原貌。《通典》正文約一百七十餘萬字，注文約二十餘萬字[17]，占正文八分之一左右，是《通典》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典》自注約略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徵引已有注釋的歷史文獻時，酌情將原注連同被徵引的部分隨文轉錄，這在《通典》自注中不是主要部分。另一類是杜佑自撰之注，這是《通典》自注中的大宗。這後一類自注，內容豐富，用途亦多。有訓釋音義的，有註明史事年代和屬辭涉及「國諱」的，有申明采撰原則的，有說明某項制度之起始、源流和古今變化的，有考辨史事或保存異說的，有補充或說明正文的，有注中略帶評論的[18]。這些自注，不僅可以進一步用以考察杜佑的撰述旨趣，而且包含了作者豐富的歷史文獻學思想和運用歷史文獻的多種方法，其價值已超出了史注的範圍。

  《通典》是一部巨著，但全書的序言只有二百二十餘字，不可能對全書的體例一一說明。書首的李翰《通典序》，也只有幾句話很原則地涉及它的體例方面的問題。因此，《通典》自注還有一個重要作用，是說明本書的體例。如其自序之末自注曰：「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這是說明全書所記史事斷限之例。又如卷四十二，在一首「說曰」之文末了的自注，是說明全書「說曰」、「議曰」、「評曰」之討論對象在理論層次上的區別之例，如前所述，這是作者的一個重要創造。它反映出杜佑史論的特色，以及他對不同的歷史文獻能夠注意到從理論上作出不同的判斷。

  以上是以自注說明全書之例，還有以自注說明全書的一部分之例的。如卷四十一，在「第一」之下，於「目錄」二字後自注曰：「其《沿革篇》所纂前代典實，應指尊極，不同《開元禮》，故下懸闕矣。《歷代沿革禮》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這是說明《禮典》中兩個部分的區別之例。又如卷一百六，在「五禮篇目」下自注曰：「謹按斯禮，開元二十年撰畢。自後儀法，續有變改，並具《沿革篇》。為是國家修纂，今則悉依舊文，不輒有刪改。本百五十卷，類例成三十五卷，冀尋閱易周，覽之者幸察焉。」這是說明《禮典》中兩個部分的聯繫之例。把這二例結合起來，更可把握作者撰述之意。再如卷一百四十八，在「兵序」之末、目錄之前自注曰：

  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頗相類，不必一二皆同，覽之者幸察焉。其與《孫子》義正相葉者，即朱書其言；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19]

  這是關於《兵典》標目之例，其中也包含著作者以當時的認識水平對歷史文獻進行分類的思想。《通典》在歷史文獻學的理論、方法論上有多方面的貢獻，這還有待於做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