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書部類趨於定型

  隨著史學的發展以及史學跟社會生活關係的更加密切，人們加強了對於歷史文獻的整理、研究和使用，從而推動了歷史文獻學的進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歷史文獻學成長起來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史書部類趨於定型，另一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書部類的趨於定型，是史書在數量上迅速發展和種類逐漸增多所致。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出現了不斷擴大的趨勢。

  史書部類趨於定型，一是看它在整個文獻中所占據的地位，二是看它本身內部分類的發展。《漢書·藝文志》以史書附於「六藝略」《春秋》之後，史書在整個文獻分類中尚無獨立的位置，更不曾有內部的分類。這種情況，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不斷發生著變化。

  在《漢書·藝文志》以後，直到《隋書·經籍志》問世以前，諸家「正史」都沒有藝文、經籍之志。史書部類的變化、發展，可以從專門的目錄書中加以考察。《隋書·經籍志二》「簿錄篇」著錄兩晉、宋、齊、梁、陳、隋諸家目錄書十七種（專項目錄不在此數）；《隋志》失載而見於《新唐書·藝文志二》「目錄類」的，有南朝宋人殷淳《四部書目序錄》和隋朝王劭《開皇二十年書目》；上述二志均未著錄，而見於別處記載的、隋以前的目錄書，也還有一些。根據有關文獻對這些目錄書的介紹，大致可以看出史書部類趨於定型的發展情況。

  這個時期最早的目錄書是三國時魏國鄭默所著《中經》（亦稱《魏中經簿》）。西晉荀勖在此基礎上著《中經新簿》（亦稱《晉中經簿》），特點是「分為四部，總括群書」。四部，是甲、乙、丙、丁；其丙部書，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它在文獻分類上，已不同於《七略》和《漢書·藝文志》，這是一大變化。另一大變化，是史書獨立為四部之一，這是史書與其他文獻在分類上的里程碑。東晉李充著《晉元帝書目》，因荀勖四部之法，「換其乙丙之書」，史書升為第二位，「自是厥後，世相祖述」[1]。自此，史書在文獻整體分類上的位置就確定下來了。南朝宋、齊間人王儉著《七志》，梁人阮孝緒著《七錄》，以及隋朝許善心著《七林》，都是對文獻作七種分類。《七志》對於史書分類，沒有多少意義。《七錄》作者阮孝緒因「今眾家記傳，倍於經典」的事實，特「分出眾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2]。他說的「內篇」，是指經典、記傳、子兵、文集、技術等五錄；「外篇」，是指佛、道二錄。《七錄》繼承了李充列史書於第二位的分類法，同時又擴大了荀勖對於史書內部分類的範圍，分史書為十二類，是史書分類上的又一里程碑。《七林》是仿《七錄》而作，它的特點是：「各為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3]《七錄》和《七林》，在史書分類方法和文獻學思想方面，為史書分類更加完備和走向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隋書》十志修成，其中《經籍志》是《七略》、《漢書·藝文志》以來最重要的目錄書，是對上述二者之間目錄書的總結性成果。《七錄》已有經、史、子、集的文獻分類思想，《隋書·經籍志》把前人的四部分類法和按經、史、子、集加以部次的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了新的文獻分類格局。其中史部又分為十三類，每類均有小序一篇，加上史部大序一篇，共十四篇序，約四千一百字。各類小序概說此類史書性質、體例、源流、存佚情況、代表作品；史部大序略述史職要求、史學作用、史官制度。《隋書·經籍志》已超出一般目錄書的價值而具有學術史雛形的意義，其史部則具有史學史雛形的意義。至此，史書分類不論在與相關文獻之關係的部次上，還是在內部分類的格局上，都基本確定下來。歷史文獻學在廣義的文獻學領域裡，已卓然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