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獻整理，總集、類書和歷史筆記

  這個時期的歷史文獻學還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成就。一是關於古文獻的整理，以及關於總集和類書的編纂，二是歷史筆記的興起。

  西晉初年對汲冢出土的古文獻的整理、研究，其中《紀年》十二篇在歷史文獻上具有重要的價值，它說明早在戰國時代，中國已有略具雛形的編年體通史的撰述。

  總集以蕭統編的《文選》最有價值，所收詩文多為歷代代表之作，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社會歷史面貌。它所收錄的史論和史述贊，儘管是從「辭采」和「文華」著眼的，但把史論列為總集的一目，對歷史文獻學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對倡導重視史論也是有積極作用的。晚唐文宗大和年間，裴潾「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並音義、目錄一卷」[20]。章學誠對其評價甚高，說它「匯公私之述作」，「以詞章存文獻」，是「史部之通」的一個方面[21]。可惜此書今已不存。

  類書有隋末唐初虞世南編的《北堂書鈔》、唐高祖武德年間歐陽詢等編的《藝文類聚》、唐玄宗開元年間徐堅等編的《初學記》，今三書皆存。《北堂書鈔》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類書，原有一百七十四卷，今存一百六十卷。全書分為帝王、后妃、政術、刑法等十九部，八百五十一類，按類排比資料。引書除集部書外，多達八百餘種，而原書今多亡佚，故儲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藝文類聚》一百卷，分為天、歲時、地、州、郡、山、水等四十四部，七百二十餘目。每目之下，「事居於前，文列於後」，徵引唐以前文獻一千四百三十一種，今所存十不一二。《初學記》三十卷，分天、歲時、地、州郡、帝王等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目。每目之下，依次按「敘事」、「事對」、「詩文」三個部分採擷文獻。《藝文類聚》、《初學記》都比《北堂書鈔》嚴謹，而《初學記》在取材精審上又勝於《藝文類聚》。這三部類書因保存了大量的已佚古書中若干資料而備受後人重視，對宋以後類書的發展和校勘、輯佚之學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各種同類性質的文獻彙編日漸增多，這跟封建皇朝政治統治的需要和社會風氣有直接的關係。《新唐書·藝文志二》職官類著錄有《魏明臣奏事》三十卷；刑法類著錄有陳壽《十二名臣奏事》三十卷，有《條鈔晉宋齊梁律》二十卷；譜牒類有王儉《百家集譜》十卷，王僧孺《百家譜》三十卷、《十八州譜》七百一十二卷等。按文獻性質分類彙編，是歷史文獻整理的基本工作，這個時期有了明顯的進展。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歷史文獻學的成長，為宋元時期歷史文獻學的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也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劉知幾《史通·雜述》篇說：「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他說的「偏記小說」，包含十項，其中「小錄」、「逸事」、「瑣言」、「別傳」、「雜記」等，近於歷史筆記一類的作品。這類作品，近於《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者流」，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了新的發展，故劉知幾說是「其所由來尚矣」。至於說它們「能與正史參行」，應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從內容上看可以補充正史，二是從形式上看可以豐富史書的體裁。劉知幾的高明處，是他已經認識到這類作品在史學發展上的價值。

  可以認為，唐代歷史筆記的發展跟唐代小說筆記的發展在進程上頗相近，即它們各按照自己的特點發展而達到較成熟的階段。魯迅認為唐代小說筆記作者「始有意為小說」，他引用胡應麟說的「作意」、「幻設」來證明這就是小說「意識之創造」[22]。從歷史筆記來看，它們的作者也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備史官之闕」的意識，即作史的意識，從而提高了它們在史學上的價值。有的研究者認為：

  我們可以說唐代是筆記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說故事類的筆記增加了文學成分，一方面使歷史瑣聞類的筆記增加了事實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據辨證類的筆記走上了獨立發展的路途。這三種筆記的類型，從此就大致穩定下來了。[23]

  從史學的觀點來看，上述概括是符合歷史筆記或歷史瑣聞筆記的發展趨勢的，而對有的作品來說，還要作具體分析。

  有一點是應當注意到的，即在唐代的筆記發展中，晚唐實為重要的階段，可以認為是筆記勃興的時期[24]。晚唐筆記的勃興，對於五代以至於兩宋以後筆記發展，有直接的影響。

  這些歷史筆記，除少數外，大多是唐人記唐事，比較真切。如《隋唐嘉話》記南北朝至開元間事；《朝野僉載》主要記唐初至開元時事，而以記武則天、唐玄宗時事最多；《國史補》記開元至長慶年間事；《因話錄》記玄宗至宣宗朝事；《幽閒鼓吹》、《雲溪友議》、《唐闕史》記唐末事。

  如上文所說，這些書的作者不少都具有為正史拾遺補闕的意識，從而增強了記事的嚴肅性。李肇《國史補·序》說：

  《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未有不因見聞而備故實者。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為《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為。言報應，敘鬼神，征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25]

  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歷史瑣聞筆記之走向成熟的標誌。他如劉肅說的所記「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古」[26]，李德裕強調所記「以備史官之闕」，「懼失其傳」[27]，鄭綮說的「搜求遺逸，傳於必信」[28]；以及僖宗時進士林恩撰《補國史》十卷，意在「補」國史，趙璘以《因話錄》名書是說明其所「錄」皆有「因」，等等，都反映出了作者的自覺史學意識。這種意識對於指導他們的撰述方向，從而確定他們的撰述成果在史學發展中所處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這些歷史筆記所記雖不及正史系統、全面，但在揭示時代特點和社會風貌方面，因少有拘謹、言簡意賅而具有獨特的價值。《隋唐嘉話》記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虞世南又說可稱他為「人物誌」（卷上）；記薛元超說「平生有三恨」，即「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記高宗「以太原王，范陽廬，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為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卷中）。這些記載，對於反映盛唐時期的門閥風氣，是很重要的材料。而晚唐時期的歷史筆記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在客觀上不是在為唐皇朝唱讚歌，而是在為它的腐敗、衰落唱輓歌。《國史補》中的《汴州佛流汗》、《韋太尉設教》、《王鍔散財貨》、《御史擾同州》等條，寫出了中唐時期文武官吏的貪贓枉法、賄賂公行的醜惡行徑；而《京師尚牡丹》、《敘風俗所侈》等條，則活畫出德宗朝及其以後貴族生活的奢靡和腐敗；此外，如關於藩鎮跋扈、宦官專權、官僚隊伍膨脹的記載，都從比較深刻的意義上揭露了這個時期的社會問題和歷史特點。玄宗開元、天寶之際，實為唐代歷史的重大轉折，其中盛衰得失，引起後人的許多回味和反思。《次柳氏舊聞》、《明皇雜錄》、《開天傳信記》等書多觸及這方面的內容。尤其是《開天傳信記》雖只寫了開元、天寶時期三十二件史事，但卻把玄宗開元年間的勵精圖治、盛世景象，天寶年間的奢侈享樂、政事腐敗，以及玄宗在安史亂後做了「太上皇」的憂思惆悵和政治上的失落感，都反映出來了。

  例如，李德裕記玄宗即位之初，頗注意「體貌大臣，賓禮故老」，顯示出勵精圖治的胸襟。李德裕寫道：

  玄宗初即位，體貌大臣，賓禮故老，尤注意於姚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宰臣，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援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崇為相，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注。崇再三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而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鴻業，宰臣請事，即當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白奏，朕與共決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獨不能決，而重煩吾耶！」崇至中署，方悸不自安。會力士宣事，因為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聞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29]

  這件事反映了玄宗對姚崇的信任和他的「人君之大度」。

  如鄭綮寫道：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則物豐，除害則人豐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蟲凡百餘萬石，時無饑饉，天下賴焉。[30]

  這反映了玄宗重視滅災而力排「傷義」之陋習，以致「時無饑饉」。

  鄭綮還記載了這樣很有意義的史事：

  平陸縣是否果真由此得名，不必深究，重要的是這個記載反映了玄宗關注「漕運艱難」、減省民力。

  凡此，都表明玄宗對政事的關注，他還不失一個「明君」的風範。但是到他統治的後期，情況就完全改變了，以致到了不辨真偽的地步。鄭綮記玄宗與安祿山的一次問對，讀來不禁令人深長思之：

  上幸愛祿山為子，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笑而舍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爾。」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32]

  正是這個滿腹「赤心」的節度使，發動兵變，把唐朝從強盛的巔峰上推了下來。

  這些都是本朝人所記的本朝事，使人感到真切而格外增加分量。當然，唐人的歷史筆記中也有一些怪誕的記載，這是它們的消極方面，不足為據。

  唐代的歷史筆記的文獻價值，後來在司馬光撰《資治通鑑》時曾廣泛採用而得到相當的發揮。高似孫《史略》卷四《通鑑參據書》條，列舉多種。胡三省說：「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考異》三十卷，辯訂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33]中唐以後，唐代官修史書的效能大減，私家撰史得到新的發展機會。這裡說的「私史」，多是指的私家所撰寫的歷史筆記。這些筆記，有的還沒有完全擺脫神仙志怪的影響，但這畢竟不是它們的主要傾向。誠然，即使是小說、故事一類的筆記，也與史學有一定的關係。近人陳寅恪以韓愈主持修撰的《順宗實錄》同李復言的《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互相發明」，證明宦官「脅迫順宗以擁立憲宗」及「憲宗又為內官所弒」的事實，從而說明：「李書此條實乃關於此事變倖存之史料，豈得以其為小說家言，而忽視之耶？」[34]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雖有不少神仙志怪的記載，但它卻也包含了一些社會史、科技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內容，歷來受到中外學人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