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歷史文獻學思想的不斷豐富

  一、關於歷史文獻價值的認識

  成書於唐高宗時期的《五代史志》即《隋書》志，上承《宋書》、《南齊書》、《魏書》諸志，而其成就則高於後者。這是因為，《隋書》志的撰寫，始於唐太宗貞觀年間，完成於唐高宗顯慶之時，歷年既久，而又多有名家參與撰述，其內容之翔實，斟酌之嚴謹，都是上述三史所不可比擬的。尤為突出的是，《隋書》志中的《經籍志》，是自《漢書·藝文志》以來，「正史」志中唯一繼承《漢書·藝文志》的力作，在歷史文獻學發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隋書·經籍志》總序及其經、史、子、集四部大序，都從各自的視角，論述了歷史文獻的價值。其總序稱：「經籍」即文獻的作用，是「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35]。這是說明，文獻的作用，存在於天地、陰陽、紀綱、道德之間，存在於王者與匹夫之間，凡重視文獻者都有發展的機會，凡輕視文獻者都不可能獲得成功。為了進一步闡明文獻的作用，總序引用古訓說：

  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龠也。[36]

  論者以《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儒家經典，來概括文獻在各方面的作用，而所得的結論是「其教有適，其用無窮」。正是因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從文獻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教益，所以文獻的價值可謂「其為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即作用之遠大，意義之長久，不是可以用言語表達出來的。當然，論者最終還是歸結到認識歷史與現實之關係這一根本點之上：「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可以說，這就是歷史文獻的永恆價值。

  《隋書·經籍志》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其撰述過程，歷經「貞觀之治」的盛大時代，人們對於文教的作用自有深刻的認識，這正是《隋書·經籍志》對於「經籍」即文獻的價值，能作如此全面而深刻之評論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因自《隋書·經籍志》以經、史、子、集四部分別著錄歷代文獻，故其於各部之大序，亦有論述其價值的簡要評論。如論經部文獻的意義是：「《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識而不窮，畜疑以待問；學不逾等，教不陵節；言約而易曉，師逸而功倍；且耕且養，三年而成一藝。」[37]這是說明了學習的重要，也說明了學習的方法。而學習經書，根本上是學習怎樣做人。又如論史部文獻的意義是：「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38]這本是論史官的職責，卻也從中反映出對歷史文獻的社會意義的見解。再如論子部文獻的意義是：「《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眾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遊說諸侯，各崇所習，分鑣並騖。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39]這是說，諸子百家，兵法、醫方，各種文獻都是治理社會所不可少的。至於集部之書，論者認為：「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40]由此看來，盛唐時期的學人，對於歷史文獻的價值不僅有總體上的認識，也有對歷史文獻之具體作用及意義的理解。這些認識和理解，概括起來，一是關於治理國家，多有參考、借鑑的意義；二是關於聯繫歷史與現實，多有啟迪智慧的作用；三是關於如何做人行事，以為律己正身的準則。如果縱覽《隋書·經籍志》四部各類小序所論，則其關於歷史文獻價值的論述，自然更加具體，也更加深入。

  綜上，可以認為，《隋書·經籍志》的總序、大序、小序，不僅僅是關於文獻分類的說明，而首先是關於文獻價值的闡述。這是認識《隋書·經籍志》在歷史文獻學的發展史上之重要地位的一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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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隋書·經籍志》主要是從社會意義方面評論了歷史文獻的價值的話，那麼在其後的史學家劉知幾則是從歷史撰述意義上評論了歷史文獻的價值。劉知幾論歷史文獻，因其直接與歷史撰述相關，故其所論，大致限於史書範圍之內。劉知幾的《史通》中有《六家》、《二體》兩篇，前者論「史之流品」，後者論史書體裁；認為史之流品窮於「六家」，史書體裁限於編年、紀傳。同時，《史通》又有《古今正史》篇，論述歷代「正史」，並包含編年、紀傳兩種體裁的皇朝史在內。但是，這都不能十分明確地表達劉知幾的歷史文獻學思想。而《史通》中的《雜述》、《采撰》兩篇，則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劉知幾的歷史文獻學思想。

  第一，劉知幾強調「偏記小說」一類文獻的重要。他認為：「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41]他說的「與正史參行」，表明他重視的程度。他把「偏記小說」這些「史氏流別」的著作，分為十類，即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列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劉知幾在分析了這十種「偏記小說」的長短得失之後，指出：「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42]在劉知幾看來，歷史文獻都是有用的，史學家的任務，一是「博聞」，二是「善擇」，這是史學家成就其歷史撰述所必需的。

  第二，劉知幾強調了對歷史文獻的利用應持謹慎態度。這個問題與前一個問題是有關聯的，即是與「博聞」、「善擇」相關聯。劉知幾指出：「蓋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43]這裡所說的，是廣泛採擷文獻對於歷史撰述的重要，並把它提高到「能成一家，傳諸不朽」的高度來看待，可見是十分重要的了。與此同時，劉知幾又舉出了史學上諸多事例，認為有不少本不當採用而採用的誇張、失實、詭妄之說，損害了歷史撰述。因此，他又強調指出：「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44]。這是希望人們對有些歷史文獻應持謹慎的態度。

  由此可以看出，劉知幾的歷史文獻學思想雖然是著重於歷史撰述而展開的，但其所涉及的方面是很廣闊的，其中包含著鮮明的辯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