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文獻學史的思想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獻分類趨於定型。在文獻分類趨於定型的過程中，以及在文獻整理的過程中，對於文獻的積累、流失、整理的沿革流變，自會有所涉及，從而反映出當時學人的文獻學史的思想。

  南朝阮孝緒在論述文獻分類時評述了文獻發展史，隋朝牛弘在建議徵集天下遺書時論述了文獻聚散的歷史，唐初史臣在釐清皇家所藏文獻並分類著錄時論述了文獻的演變。凡此，都各從一個方面反映出這時期人們對文獻學史的關注。

  阮孝緒的《七錄·序》，十分詳細地論述了他對文獻發展史的認識。序文從傳說中的倉頡造字說到孔子對文獻的整理，從戰國時「殊俗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說到秦始皇的「坑焚之禍」，從漢惠帝「除挾書之律」說到劉向、劉歆父子奉命「讎校篇籍」，從劉歆上《七略》說到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從魏鄭默、晉荀勖、李充，南朝宋謝靈運、王儉、齊王亮、謝朏等，在文獻分類目錄方面所做的工作，說到梁初任昉、劉孝標整理文獻的成效。這儼然是一篇文獻積累、散佚、整理的簡史，反映了作者自覺的文獻學史意識[45]。從阮孝緒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即凡社會動亂致使文獻遭到破壞之後，必有關於搜求、整理文獻的言論和行動。如孔子整理文獻，是在「正宗既殄滅，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的情況下進行的；西漢廢除「挾書律」，是在秦朝焚書坑儒之後發布的；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是在漢武帝時文獻「頗有亡逸」的背景下開始的；南朝梁的整理文獻，是在社會長期動盪、宋時文獻「所亡者猶太半」、「齊末兵火延及秘閣」致使文獻「缺亡甚眾」的歷史條件下開展的，等等[46]。這裡，我們不僅可以看出一個規律性現象，即有破壞與散亡，必有整理與積累；同時，還可以看出，中國歷史上始終存在著重視整理歷史文獻、重視文化積累的優良傳統。這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之一，值得永遠珍惜。

  

  牛弘在隋朝初年任秘書監，他考慮到「典籍遺逸」，乃「上表請開獻書之路」。牛弘深刻地總結了隋以前圖書之五「厄」：

  ——「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

  ——「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

  ——「孝獻（按指漢獻帝——引者）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盪。此則書之三厄也。」

  ——「劉（聰）、石（勒）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

  ——南朝梁時有侯景之亂，「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47]

  牛弘所列的「五厄」，第一次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第二次是兩漢之際王莽之亂，第三次是東漢末年社會動亂，第四次是西晉末年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第五次是北周滅蕭繹時，蕭繹將典籍「焚之於外城」。如果說，作為「處士」的阮孝緒，主要是著眼於學術史來考察文獻盛衰的話，那麼，作為朝廷重要官員的牛弘則主要是著眼於政治史來考察文獻盛衰的歷史。因此，他們所說的文獻聚散、盛衰之史，在側重點上，既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但是，我們從牛弘的論述中不難看出，政治動亂對於文獻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尤其是秦始皇和蕭繹的焚書，雖出於不同的政治原因，然其在文獻發展史上，都是後人所不能原諒的。

  《隋書·經籍志》總序在文獻學史思想上，要遠遠超出阮孝緒、牛弘所論，儘管前者繼承了阮、牛所述的某些內容，但在認識上卻是阮、牛不可比擬的。

  首先，從歷史的敘述上看，《隋書·經籍志》總序比較詳盡地論述了西漢、東漢、曹魏、東晉、宋、齊、梁、隋各朝在整理文獻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人們得以更清晰、更具體地了解到文獻聚散、盛衰和一次次走向新的發展之路的歷程。值得注意的是，它揭示出唐初在由水路轉運圖書及「古蹟」時，在砥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按照牛弘的說法，這應是隋朝之後，圖書的又一「厄」，即《隋書·經籍志》撰寫之前，此則書之六厄也。

  其次，從文獻學思想上看，《隋書·經籍志》頗多關注。它論漢初整理文獻因「互有舛駁，不可勝言」，故有「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的缺陷。它論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指出：「每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予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群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對此予以肯定。它也肯定了班固「依《七略》而為書部」，撰為《漢書·藝文志》的做法。它認為，苟勖所著《新簿》，「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是一大缺憾。它詳述王儉《七志》的分類情況，同時批評《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它表示，阮孝緒的《七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48]。這些，都是《隋書·經籍志》作者從文獻學思想上提出的評論。透過這些評論，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第一，後人或可從中窺見文獻學史上人們在文獻學思想上的得失，並作為文獻整理工作的借鑑。第二，後人對《隋書·經籍志》的撰寫及其成為文獻學史上的名作，當有進一步深刻的認識，即它是在總結了前人的經驗和教訓後，采諸家之長、避各家之短並結合當時的需要而撰寫出來的。下面所引《隋書·經籍志》總序中的這段話，足以表明《隋書·經籍志》在文獻學史和文獻學思想上的視野和氣度，它這樣寫道：

  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

  《隋書·經籍志》的高明，一是在於它的前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成為《隋書·經籍志》的借鑑和參照，這是一個客觀條件；二是《隋書·經籍志》的作者確有高於前人的眼光和氣度。所謂眼光，是說它的作者能夠對前人所做的工作做出比較中肯的評價；所謂氣度，是說它的作者毫無隱諱地承認受到馬、班、王、阮的影響。這種氣度，非但不妨礙《隋書·經籍志》的成就，反而使人們更清晰地看到學術發展、演變的脈絡，從而更加深了對《隋書·經籍志》重要地位的認識。

  這裡，還需要強調的是，《隋書·經籍志》總序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它非常重視在文獻盛衰、聚散過程中，人們對於有關「作者之意」，或文獻本身的「文義」、「辭義」的揭示，或付諸闕如，或過於淺近，均不可取，並以此作為它的評價尺度之一。如它認為荀勖的《中經》「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認為王儉的《七志》「文義淺近，未為典則」；而阮孝緒的《七錄》則「割析辭義，淺薄不經」等[49]。正因為如此，《隋書·經籍志》在「約文緒義」方面，用力甚勤，成就很高，不獨可以前追《漢書·藝文志》，而且獨步於其後正史的經籍、藝文諸志，甚至在其他多種文獻目錄書中，也是卓爾不群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