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唐修《晉書》及其歷史意義

  一、唐太宗的《修晉書詔》及其對諸家晉史的評論

  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達《修晉書詔》：「令修國史所更撰《晉書》。」詔書稱讚了《史記》、《漢書》以下至「五代史」歷代正史，但對唐以前多種晉史都不滿意。兩晉南朝時期出現了二十多種晉史著述，至唐初尚存十八種。這些書，只有一兩種兼具兩晉史事，大多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晉史。《修晉書詔》批評它們或者「煩而寡要」，或者「勞而少功」，或者「滋味同於畫餅」、「涓滴堙於涸流」；有的「不干預中興」，有的「莫通於創業」，有的只是「略記帝王」，有的僅僅「才編載記」[82]。歷來對唐太宗詔令重修晉史有種種說法，其實主要原因在詔書中已講得十分清楚了：「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事虧實錄。」

  唐太宗的《修晉書詔》，是一篇重要的史學文獻，有必要作較多的徵引。在這通詔書中，唐太宗首先講到了他對史學的重要性的認識，他說：

  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閒；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羲載，辨鳥冊於軒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詮事，歷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

  在這裡，唐太宗很明確地指出，文字同書契有關，書契同史籍有關，史籍同右史、左官有關。正因為有了史官和史籍，人們才能「神交千祀之外」、「臨睨九皇之表」，得知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和種種情況，從而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智慧。唐太宗於是發出了「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的讚嘆。這是中國歷史上較早地指出史書對於人們認識歷史的極為重要的名言。

  從這通詔書中，還可以看出，唐太宗是一個對史籍非常熟悉的人，說明他是一個在史學上有良好修養的君主。他這樣評價歷代史書：

  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采《檮杌》；倚相誦，而闡《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逮於東漢，范、謝振其芳聲。蕞爾當途，陳壽核其《國志》；眇哉劉宋，沈約裁其帝籍。至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凶，備百王之令典。

  唐太宗稱讚了傳說中黃帝的史官沮誦，頌揚了傳說中老子（伯陽）作為周朝史官所從事的活動，表彰了孔子、楚國史官倚相同史學的密切關係，肯定了司馬遷、班固、范曄、謝承、陳壽、沈約在史學上的貢獻，回顧了唐初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的壯舉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講述史學的重要性和歷史上眾多史家的貢獻及其社會意義之後，唐太宗把話鋒轉向對當時尚存的諸家晉史的批評，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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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認為，不論是對於西晉（「制有中原」）還是對於東晉（「江左嗣興」），都應當有記述它們的史書；然而現有的十八家晉史，都不能令人滿意。於是，他逐一提出臧榮緒、謝沈、虞預、蕭子云、王隱、何法盛、干寶、陸機、曹嘉之、鄧粲、檀道鸞、孫盛、徐廣、裴松之等史家[83]所撰晉史，分別評論，其缺陷已如上述，而他本人卻是「遐想寂寥，深為嘆息」，反映出一種不應推卸的歷史責任。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表明唐太宗決定命史臣們重修晉史的多種原因。而其意義卻又不僅僅是促成了新修《晉書》的面世，同時還在於這一措施本身大大張揚了中國古代重視修史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