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修《晉書》是一部完整的晉朝史

  重修《晉書》以房玄齡、褚遂良為監修，參與撰述的有許敬宗、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風、李延壽等二十一人。令狐德棻被參撰者「推為首」，他和敬播在制訂《晉書》體例上起了重要作用。新修《晉書》以南朝齊人臧榮緒（415—488年）所撰《晉書》為藍本，采諸家晉史及晉人文集予以補充，重新撰定。劉知幾特別強調它「采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偽史十六國書」[84]。這反映了新修《晉書》在所取文獻上和內容上的特點。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新修《晉書》撰成，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敘例、目錄各一卷。敘、目已佚，今存一百三十卷。據宋人稱，因唐太宗為宣、武二帝紀及陸機、王羲之二傳寫了後論，故全書曾總題為「御撰」。

  《晉書》記事，起於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迄於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含西晉四帝、東晉十一帝共一百五十六年史事，並追敘晉室先世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在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活動，還包括了大致跟東晉同時存在的北方十六國史事。《晉書》對於這樣紛繁的歷史格局，都能從容地表述出來，顯示了唐初史家的撰述修養和創造才能。《晉書》的成就，首先在於它寫出了兩晉歷史的全貌，彌補了以往諸家晉史的缺憾。因其「參考諸家，甚為詳洽」[85]，在內容上也很充實。因此，《晉書》問世後，「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86]。《晉書》的成就還突出地表現在它對民族關係在歷史撰述上的重視和認真處理。它繼承了《東觀漢記》所用的「載記」體例，創造性地以其記十六國君臣事跡、國之興廢，並著眼於僭偽，不再渲染華夷。這跟南北朝史家撰史互以對方之史為「傳」且以「索虜」、「島夷」相稱，不僅有表述上的區別，更有認識上的發展。它同「五代史」在處理南北關係上是一致的，反映了隋唐統一後「天下一家」的思想。載記中頗有寫得精彩的篇章。關於石勒的兩卷，寫他斬祖逖部下降者繼而送首於祖逖，寫他「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寫他「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及所發論議，寫他在宴請高句麗使者筵席上對漢高、韓、彭、光武、曹操、司馬懿父子的評價及自認「當在二劉之間」的談話，都寫得酣暢淋漓。關於苻堅的兩卷，寫他登龍門、游霸陵而與臣下論前人得失，寫他勸課農桑、興修水利，寫他廣修學官、親臨太學，寫他的淝水之敗、長安之失，也都極有聲色。

  《晉書》的十篇志是天文、地理、律歷、禮、樂、職官、輿服、食貨、五行、刑罰，寫出了兩晉的典章制度。天文、律歷寫得充實、有序，是《五代史志》中天文、律歷二志的姊妹篇。《地理志》的總敘寫出了歷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變，也寫出了歷代封國、州郡的等級、寬狹，以及戶、口增減情況，是一篇很有價值的地理總論。它的正文兩卷詳載兩晉州、郡、縣的建置，每州有小序一篇，述其由來及所統郡、縣、戶之數。其他各志，也都寫得井然有序。鄭樵說：「本末兼明，惟《晉志》可以無憾。」[87]這是對《晉書》志特點的肯定。

  《晉書》同「五代史」比較起來，據事直書是其優點，不像後者那樣採取紀、傳不同處置的寫法，跟晉史距唐年代久遠有關，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88]，是其缺點。總的來看，如宋人葉適所說：《晉書》「敘事雖煩猥無刊剪之功，然成敗得失之際，十亦得七八。史臣語陋，無一可采，然予奪亦不差」[89]。從主要方面來看，這個評論大致是公允的。《晉書》撰成後，唐太宗「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90]。次年，唐太宗就去世了。但他在《修晉書詔》中說的「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卻是中國史學史上永久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