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代史志》的歷史價值

  五代史只有紀、傳而沒有志。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詔褚遂良監修《五代史志》，當時亦稱「《隋書》十志」[80]。永徽元年（650年），高宗復命令狐德棻監修。首尾十四年，至顯慶元年（656年）成書，由長孫無忌奏進。參與撰述的有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五代史志》包括十篇共三十卷，其志目、卷帙、編次如下表：

  《五代史志》綜敘梁、陳、齊、周、隋五朝典章制度，與「五代史」紀傳相配合。當時亦稱《隋志》，故敘隋朝典制獨不稱朝代名而詳記其年號。在史學發展史上，《五代史志》是自《史記》八書、《漢書》十志以來最重要的史志著作。首先，它綜合併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內容，是「正史」書志撰述以來的一次總結性成果。

  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對於天道、人事在認識上的邏輯發展。《五代史志》前五志即禮儀、音樂、律歷、天文、五行，是以天道為中心，講尊天敬神、天人感應，強調天禮、地禮、人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賾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81]。這是為君權神授和現實的上下長幼之序製造理論根據和神秘的幕紗。這五志中也包含了一些社會史內容和科學史資料，但都籠罩上一層神秘主義的幽光。跟這個認識體系相對應的是它的後五志，即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籍等志，它們以人事為中心，記述了五個朝代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區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隋朝以前歷代典籍的存亡及學術流變。這是按經濟、政治、文化的邏輯建立起來的又一個認識體系。這個認識體系雖然還不能完全擺脫「天道」的影響，但在具體闡述上已經把天道撇在一邊而著重於人事的分析。這種還不得不講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別開來看待的歷史認識，在歷史觀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跟五代史中的帝紀多載「受命」詔策，而在有關列傳中則寫出皇權更迭的殘酷真相，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最後，《五代史志》中的《經籍志》，是以目錄書出現的學術史專篇，它精練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學術流變，是繼劉向、劉歆之後一次更大規模的歷史文獻整理之總結性成果。它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著錄歷代文獻，以道、佛作為附錄，這就奠定了古代文獻分類的基礎，影響所及，直至明清。它以史書居四部第二位，下分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十三類，從文獻分類上確立了史書的獨立性和部類的區分，在史學史上有重大的意義，至宋、元、明、清而未有根本性質的變化。《經籍志》著錄四部書，一般包含書名、卷帙、作者所處朝代、職官、姓名、本書存亡情況。其所著錄書，「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經籍志》有總序一篇，四部、道、佛大序六篇，四部各類後序四十篇，道、佛小序一篇，共有序文四十八篇。它們結合為一個整體，綜論學術源流，是《漢書·藝文志》之作為學術史萌芽的新發展。序文闡述了文獻與社會的關係、學術流變、學風得失，以及各具體部類的發展輪廓，撮其精要，論其短長，大致都寫得清晰、精練。其史部大序寫道：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

  這是對史家修養和史學功用的很高的要求。序文中有不少獨立的見解，為後世歷代學術思想研究者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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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史志》的各志，尤其是它的後五志，從不同的方面和範圍反映了社會的風貌和時代的特點，其中於經濟、地理、曆法、樂舞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反映出文明發展的新進程。《五代史志》在撰述思想上不止是有兼容南北的明確要求，而且有上承兩漢的自覺意識，顯示出來一種細緻爬梳和宏大氣度相結合的格局。《五代史志》的多方面成就，是「正史」書志發展的新階段，也為獨立的典制體史書的問世，提供了思想上和撰述上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