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書》的歷史思想

  《隋書》史論的價值，一方面表現為對歷史有深刻的見解，另一方面表現為對現實有清醒的認識。同時，《隋書》史論還頗具當時統治者言論的一些特色。這是因為：第一，唐朝的封建統一政權是隋朝封建統一政權的直接繼承和發展，沒有隋朝，就沒有唐朝。因此，唐初統治者對隋朝的統一大業，是極為推崇的，稱讚隋文帝順乎潮流，「乘茲機運，遂遷周鼎」，「劬勞日昃，經營四方」，致使「金陵失險」、「單于款塞」，出現了「《職方》所載，併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56]的統一局面，對隋文帝在統一事業中的作用給予很高的評價。第二，唐初統治者對於隋朝初年的政治，也是異常欽慕的，認為：隋文帝時，「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57]。第三，一個「甲兵強盛」、「風行萬里」的隋皇朝，為何在很短的時間內，竟然「率土分崩」、「子孫殄滅」了呢？這樣觸目驚心的現實，不能不引起唐初統治者的警惕和深思。可見，撰述隋朝歷史，對於唐朝統治者來說，有著切身的利害關係，有許多引為鑑戒的歷史經驗教訓。

  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乃令「秘書監魏徵修隋史」[58]，魏徵就做了《隋書》的主編。《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記：「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從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可見，魏徵不僅主編《隋書》，而且還撰寫了《隋書》的序、論[59]。

  

  魏徵是唐初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與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密切關係，是唐太宗統治集團的主要謀劃人物和決策人物之一。《隋書》史論，不僅反映了以魏徵為代表的一批諫官、元臣的思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唐太宗統治集團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點。

  因此，考察《隋書》史論所提出的一些主張、觀點和理論，可以揭示唐朝統治集團，特別是唐初統治集團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點，進而可以說明史學發展與歷史發展的關係。

  論點之一：「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這是《隋書》史論對於隋朝歷史經驗教訓的最重要的概括。

  唐繼隋而起。隋何以亡，唐何以興？對於這樣一個問題的回答，猶如西漢初年陸賈受劉邦之命作《新語》一樣[60]，成為《隋書》史論極為重視的中心問題。

  《隋書》史論的作者注意從變化的觀點來分析歷史現象，認為隋朝「衰怠」、「亂亡」的原因，「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61]，而著重分析了隋亡「成於煬帝」的種種政治原因，指出：隋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62]。這一段評論，把隋煬帝統治時期驕橫殘暴的政治揭示得極為深刻。聯繫到隋煬帝嚴刑峻法、窮兵黷武、營造無日、巡幸不止等做法，這個評論基本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其中有些見解，如說隋煬帝「淫荒無度，法令滋章」，「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等，就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不失為正確的論斷。這些議論，是接觸到隋朝滅亡的根本問題了。

  《隋書》史論除了以隋朝自身的歷史作比較外，還進而把隋朝的歷史與秦朝的歷史作了比較，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併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65]《隋書》史論的作者在此明確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樣，都是被「群盜」所推翻。這就是全部問題的癥結所在。可見，他希望唐朝統治者要記取隋亡的教訓。

  此外，《隋書》史論還從經濟上探討了隋朝滅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勖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治國安人之大經也。」這可以說是《隋書》史論撰者根本的經濟原則。其具體主張是：「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隋書》史論分析了隋朝末年由於勞役、兵役過重，造成了生產力的巨大破壞，以致出現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的悲慘局面，加之「租賦之外，一切征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太半」，終於弄得全國各地「盜賊充斥」，故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於是《隋書》史論總結出這樣的歷史經驗：「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66]這些議論，從政治觀點來看，無疑是為了鞏固唐皇朝的統治，從歷史觀點來看，則比較明確地認識到社會生產的發展與破壞，對於政權的興盛和衰亡有著直接的關係。唐初統治集團比較注重發展生產、穩定統治秩序，其思想基礎就在於此。

  論點之二：倡導「所居而化，所去見思」。這是《隋書》史論竭力提倡的一種吏治和統治秩序。《隋書》史論認為，要避免重蹈秦、隋之亡的覆轍，還必須對各級封建官吏提出「立身從政」的嚴格要求，從而建立起一種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魏徵在《隋書》史論中，突出地宣揚「循吏」的作用，認為：「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這就是所謂「化人」的辦法；做到這些，就能統治人民，管理政務，天下安定。他還認為：「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67]，主張通過教化來達到統治人民的目的。他的這個思想，頗像是道家思想的延續，又如同漢初黃老學說的翻版。其實，這種思想恰恰是唐初歷史條件的合乎規律的反映。處在隋末動亂後的唐初社會，猶如處在秦末動亂後的漢初社會一樣，當務之急是要穩定統治秩序，「教化」之說，主張「化人」，這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魏徵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比其他人更加面對現實，因而也就更清晰地洞察了當時的社會。魏徵激烈地抨擊隋煬帝的種種暴政，稱讚循吏梁彥光等人「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68]，給予他們極高的評價。他尤其讚揚梁彥光等人「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一個官吏，做到居官實行教化，離任被人思念，十分不易。魏徵的評論，不無誇大之嫌。至於他提出的「化人」的辦法和標準，在封建社會裡也是不可能完全付諸實行的。魏徵曾說：「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堤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69]魏徵借評論歷史，既提出了一個理想的統治秩序和政治環境，同時也對各級官吏提出了「立身從政」的嚴格要求。這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沒有後者，便沒有前者；為了實現前者，必然要求後者。這在唐初的政治生活中，當然是很重要的課題。一個新建的皇朝，怎樣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為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應當採取什麼樣的統治方略？這不能不成為唐初統治集團十分關注並亟待解決的問題。

  魏徵在表彰循吏的同時，在《隋書》史論中還對那些庸俗、貪婪、無能的官吏給予有力鞭笞。譬如：他嘲笑李穆，說李穆先事周，後事隋，「見機而動」，既無「貞烈」，亦無「忠信」，而其子孫「特為隆重」，這是「得之非道，可不戒歟」[70]！他抨擊劉昉、鄭譯「慮難求全，偷安懷祿」，事周「靡忠貞之節」，奉隋「愧竭命之誠」，而又祈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71]。他鄙薄宇文述、郭衍之輩「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72]。他蔑視衛玄，說他「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73]！在魏徵看來，這些人，既不是君主的忠良之臣，又不配充當教化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一些貪生怕死、只懂得牟取私利的小人和敗類。這同那些「所居而化，所去見思」的循吏們比起來，實在不可同日而語。魏徵在《酷吏傳》後論中，甚至發出這樣的警告：「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他在宇文化及等傳的後論中又說：「梟獐凶魁，相尋菹戮，蛇琢醜類，繼鷺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鑑哉！可不殷鑑哉！」[74]顯然，魏徵之所以要對這些人奮筆怒斥，大加撻伐，有著兩個目的：一是提醒唐朝統治集團，絕不可依靠這班人來治理國家，統治人民；二是告誡唐朝各級官吏，要以這些人為鑑戒，從中汲取教訓。

  論點之三：充分肯定「有隋多士」的歷史作用。《隋書》史論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提出了這樣一個見解：「大廈雲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楶梲棟樑，莫可棄也。」這種見解，從歷史觀點來說，它注意到了眾人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各種人才的作用。比之於把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完全歸於一人一謀的論點，是很大的進步。從政治目的來看，《隋書》史論的撰者正是通過肯定「有隋多士」來肯定一大批唐代的開國元臣、宿將，進而希望唐代統治者繼續廣開賢路，選拔人才。

  基於上述觀點，魏徵在《隋書》史論中稱道李諤等人各有所長，「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眾星」[75]，充分肯定他們各自在某個方面的專長和作用。魏徵誇獎李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協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76]。高度評價了李德林的才華出眾及其在隋皇朝建立過程中的作用。魏徵突出地表彰了隋朝在南下滅陳、統一全國的事業中的將領，指出：「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77]讚嘆他們在這歷史性的事件中所發揮的極不平凡的作用，等等。總之，魏徵認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隋皇朝的建立，本是各種各樣人才發揮作用的結果，並非「一士之略」所能成功的。由於他們在歷史上都做出過貢獻，因而他們的事跡將「留於台閣」，不可磨滅，並不因為隋朝的滅亡，而使這些「北辰之眾星」失去光輝。魏徵能夠用這種觀點去評價前朝的歷史人物，的確是十分難得的。

  此外，《隋書》史論在評價歷史人物時，還注意到客觀環境對人們的影響和作用。譬如，《隋書》史論在評論李圓通、來護兒等人時指出：「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污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78]這就是說，傑出人物的出現，除了自身的條件（如「皆一時之壯士」）而外，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如「遇其時」）。這同有的史家宣揚的「英雄造時勢」的認識比較起來，是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

  魏徵提出的「大廈雲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的認識，反映了他的歷史思想和政治觀點的一個重要的側面。這個認識，不僅符合隋皇朝建立過程中的基本歷史事實，而且對於剛剛建立起來的唐皇朝來說，則具有更為直接的現實意義。首先，他希望鞏固唐代開國元臣的地位，充分肯定他們的歷史功績。唐太宗以凌煙閣為名臣圖形，應當說就是基於與魏徵相同的認識。其次，他認為「守成」是比「創業」更為艱難的事業[79]，因而希望唐朝統治者能夠招納更多的人才，為鞏固唐皇朝的統治服務。唐太宗批評封德彝認為當代「未有奇才」的錯誤認識是「誣一世之人」，正反映了唐太宗求賢的渴望和真誠。於此，我們進一步看到：魏徵的這個認識，固然是他的歷史觀點、政治思想的表露，同時也是唐初統治集團的意志的反映。大氣磅礴、盛極一時的「貞觀之治」的興旺局面，歸根到底是當時各族人民創造出來的。但是，這同唐初統治集團的歷史觀點、政治思想，以及在此基礎上制定的種種政策和方略，其中包括對各方面人才的選拔和任用，是有密切關係的。

  以上所論，並未包括《隋書》史論的全部問題。然而，僅就這幾個方面的問題來看，魏徵在《隋書》史論中反映出來的歷史觀點，在中國史學史上，尤其在歷代皇朝的官修史書中，確實具有獨到的見解和突出的成就。

  《隋書》史論不僅在當時的政治生活和史學發展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地影響著後世史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