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歐洲科學的危機：轉向生活世界

  從哲學史上看，任何一個思想家的理論轉向不僅有其理論邏輯，更重要的還有其現實動因。從根本上說，任何一種哲學體系的形成及其轉向都是時代的產物。胡塞爾的現象學及其「後期轉向」也是如此。具體地說，胡塞爾後期所處的時代正是歐洲文明發生危機的時代，這種危機一方面表現為西方科學主義對文化傳統的偏執，另一方面表現為西方人的生存價值的遮蔽。於是，探討危機的根源，提供克服危機的方案，就成為一代有識之士的歷史使命，而胡塞爾就是其中的先行者。研讀胡塞爾的後期著作可以看出，與「生活世界」概念直接相關的就是關於「危機」的話題，即「歐洲科學的危機」、「歐洲人的危機」和「歐洲文明的危機」。

  之前，胡塞爾只是從理論上探討科學主義思維方式對人類精神和哲學的危害，用的是諸如心理主義、自然主義、客觀主義、歷史主義之類的標籤。但是，「危機」一詞表現了胡塞爾對科學主義思維方式的容忍達到了極限，批判的分貝明顯提高。之所以如此，從根本上說，是現實環境的壓力，「當時咄咄逼人的德國政治局勢構成了胡塞爾的這一整個思維努力的背景」，「危機意識在納粹時代是胡塞爾歷史責任感的實際起因」。[11]

  胡塞爾的後期幾乎是在探討歐洲文明危機的根源、尋找克服危機的方案中度過的。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不顧年邁、不辭辛勞作了一系列有關危機的報告，並以此為基礎寫出了《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一書。在這部著作中，胡塞爾充分闡述了歐洲人的危機和歐洲文明的危機問題，並認為這兩類危機的表徵就是歐洲科學的危機，而歐洲科學危機的根源就是伴隨近代工業革命而日益膨脹起來的物理學的客觀主義及其演變形式——實證主義。

  由此，胡塞爾轉向生活世界。按照胡塞爾的觀點，實證主義「早在伽利略那裡就以數學的方式構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開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為唯一實在的，通過知覺實際地被給予的、被經驗到並能被經驗到的世界，即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伽利略的後繼者，近幾個世紀以來的物理學家，也都很快繼承這種代替」[12]。這種代替導致現代歐洲人紛紛匍匐於實證科學的腳下，沉湎於實證科學的神話之中。

  科學在它的發展歷程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然而，在對科學以及實證主義的禮讚中，現代人讓自己的整個世界觀受實證科學支配，並迷惑於實證科學所造就的「繁榮」中而不能自拔。「這種獨特現象意味著，現代人漫不經心地抹去了那些對於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只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而「在人生的根本問題上，實證科學對我們什麼也沒有說。實證科學正是在原則上排斥了一個在我們的不幸的時代中，人面對命運攸關的根本變革所必須立即作出回答的問題：探問整個人生有無意義……這些問題歸根到底涉及人在與人和非人的周圍世界的相處中能否自由地自我決定的問題」[13]。由此可見，歐洲科學的危機首先在於遺忘了人，遺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價值。在胡塞爾看來，正是這種「遺忘」導致了歐洲人的危機和歐洲文明的危機。

  實際上，在科學進步的歷程中，人的問題並非始終排除在科學的範圍之外。伽利略開創了近代科學的精確化和數學化的傳統，但他的最大失誤是忽略了人這個幾何觀念意義的創造者，而極力追求純客觀化的研究方法。結果，科學失去了自文藝復興以來新的歐洲人性的主導地位。「那種客觀性在方法論方面支配了我們的實證科學，並且它的影響遠遠超出科學本身的範圍，成為支持和廣泛傳播一種哲學的和世界觀的實證主義基礎。」[14]即使「發展得如此繁榮」的精神科學也忽略了對個人生活、活動及其結果的自我理解這一主題，往往追根溯源地探究精神的身體基礎，使之符合精密科學的解釋框架。在胡塞爾看來，實證主義的科學理性與真正的哲學理性是背道而馳的，歐洲科學危機實質上是歐洲精神的失落。

  「歐洲精神」的話題展示了胡塞爾對歐洲人的危機的闡釋，以及他所採取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在胡塞爾看來，所謂歐洲人，不是地圖上出現的地理歐洲概念，而是精神意義上的歐洲概念；精神意義上的歐洲包括了海峽對岸的英國和遙遠的北美地區，而因紐特人、鄉村市場上的印第安人和一直在歐洲遊蕩的吉普賽人則不屬於歐洲的範圍。歐洲在精神上的發源地是古希臘，古希臘哲學體現了歐洲精神的本源形象，而古希臘人追求的根本東西，就是「哲學的」人的生存方式。在這種生存方式中，理論哲學始終居於首位，古希臘人「根據純粹的理性，即根據哲學，自由地塑造他們自己，塑造他們的整個生活，塑造他們的法律」[15]。由此可見，形上學，即關於最高和最終問題的科學，應享有科學皇后的尊榮，從而決定其他科學所提供的知識的意義。胡塞爾認定，對於哲學生活的這種理解，引導著一代又一代歐洲人的共同追求。

  請記住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可是，到了現代，特別是在實證主義那裡，對形上學可能性的懷疑，已經成為一股洶湧的暗流。這是一個與人類存在攸關的問題，哲學「為人的意義而鬥爭的歷史」道路已被實證主義所堵塞。「一切現代科學在其作為哲學的分支而被奠定基礎的意義方面，以及在它們繼續在自身中承擔這種意義的方面，正陷入特殊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危機。這種危機不接觸到特殊科學在其理論和實踐上的成功，但是卻徹底動搖它們整個真理的意義。它不只關係到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的問題，即作為歐洲的人性的各種表現形式中的一種科學或哲學的問題。」[16]

  對形上學的懷疑，意味著哲學本身成了問題；而普遍哲學信仰的崩潰，則意味著理性信仰的崩潰。與此相關的是，人失去了對賦予世界以意義的「絕對」理性的信仰，對歷史意義的信仰，對人的意義的信仰，以及對賦予人的存在以理性意義的人的能力的信仰。而「如果人失去了這些信仰，也就意味著失去了對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對自己真正存有（Sein）的信仰」[17]。在胡塞爾看來，這種種信仰的缺失歸根到底意味著哲學的危機，而「哲學的危機意味著作為哲學總體的分支的一場新時代的科學的危機，它是一種開始時隱藏著，然後日漸顯露出來的歐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機，這表現在歐洲人的文化生活的總體意義上，表現在他們的總體的『存在』上」[18]。

  這樣，胡塞爾就明確地把「危機」與人性本身、文化生活、人的存在聯繫起來了，從而使現實生活進入其哲學視野中。「歐洲生存的危機只能有兩條出路：要麼了結於已經同生活的理性含義疏遠的歐洲的毀滅，從而落入對精神的蠻橫無禮的憎恨；要麼通過理性的英雄主義對自然主義的一勞永逸的克服，從而了結於歐洲在哲學精神中的再生。」[19]

  在胡塞爾看來，要使歐洲人從「睏倦」中清醒過來，從「危機」中走出來，哲學必須為真正的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而奮鬥，並由此展現哲學的生機勃勃的活力；而哲學要展現自己生機勃勃的活力，揭示「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歷史運動」，就必須回到生活世界。哈貝馬斯由此認為，「胡塞爾從理性抵制的角度引入了生活世界概念」，而胡塞爾對生活世界的分析是同「危機問題」結合在一起的。「胡塞爾從客觀主義對世界和自我的遺忘中，歸納出了現代科學所導致的危機。這樣一種世界歷史或生活歷史的危機情境所帶來的問題壓力在客觀上改變了主題化的條件」，所以，胡塞爾「把他對生活世界的分析和危機主題結合了起來」。[20]應該說，哈貝馬斯的這一評價是中肯的。

  所以，在《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之前，胡塞爾只是偶爾使用「生活世界」這一術語，而主要用「周圍世界」表達生活世界的內涵。在《歐洲人的危機與哲學》中，胡塞爾仍然把生活世界稱為「周圍世界」，並認為「『周圍世界』是這樣一個概念，它在精神領域中占據著它獨一無二的位置。我們生活在自己的具體的周圍世界之中，而且我們的一切關注和努力都指向這個世界，指向純然發生在這個精神序列中的一個事件。我們的周圍世界是我們之中與我們的歷史生活之中的一種精神結構」[21]。但是，在《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中，胡塞爾明確提出「生活世界」這一概念，並著重探討了生活世界的問題。從此，「生活世界」這一概念在胡塞爾哲學中獲得了中心的意義，成為一個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