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儒學的文化重構觀

  根據以上的文化價值論，現代新儒學的大師們提出了別具一格的文化重構觀。

  從總體上看，新儒學大師們的文化重構觀有兩個特點：第一，中西文化各有千秋，應當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但要以中國文化為主體，方能創造現代中國的新文化。第二，中國文化有著內在的不足之處，應當結合當代世界的現實，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予以創造性的轉化。但是，其思想前提是要承認中國文化的一切價值，確認中國文化在本原上沒有任何不足。

  唐君毅反覆申論，要重構中國文化，創造能適應時代條件的新文化，應當首先確立一個根基：以中國文化精神為本原。他認為，我們必須「先肯定中國文化之一切價值」，才能談接受西方文化的問題。「在評判中西文化之長短時，吾人之標準，亦不能離開中國思想之根本信念。」[61]唐君毅之所以有這種思路，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有著高度的信心，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深情。他堅信，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永不磨滅，「如人類存在，吾絕不信此價值可被磨滅，而為人所抹殺」。「吾不信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在本原上，有何不足。」

  在充分肯定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的同時，唐君毅也「不諱言中國文化之短，以至強調吾人之短，以便改過」。他承認，中國文化歷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因而中國未能實現現代化。他還認為，較之西方文化的長處，中國文化的根本缺點是缺少金字塔和十字架。中國文化精神覆天蓋地，但缺少一座由地達天的金字塔。同時，也缺少能經緯人的精神的十字架。而人無十字架可負，精神就難免收斂而入睡，如矗立之傘不能撐開。因此，有必要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以撐開此傘。他還指出，中國文化的「圓而神」的精神中，缺少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精神。「圓而神」的精神，不偏執於任何文化理想，靈活變通，有其好的一面。但這種變通、不偏執的精神，往往容易受自然生存欲望的牽累，而流於圓滑虛偽。中國社會的偽君子多，苟活者眾，皆與此有關。因此，中國文化必須接受西方文化的「方以智」（執著於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吾人今日必納方於圓，以撐開此傘。或由中國文化精神之圓中，化出方來。」[62]

  牟宗三也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內聖可以，但外王不行。這種外王不行的表現，便是缺乏現代民主政治和科學理論。儒家提倡的五倫思想，「對於近代化的國家政治法律之成立是不夠的」。現代民主主張政權在民，人民可以依據制度（憲法）來限制、更替他們的元首。依據憲法產生的元首，有時他可以專權，但他不可能專位。中國君主專制政體綿延兩千年之久，表明君是一個超越的無限體。「須知光以道德教化的形態來限制皇帝是不夠的，光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一層，光是內聖的正心誠意這一層，對於君民之間真正的客觀的政治關係之建立是不夠的。這即表示以前儒者所講的外王是不夠的，有推進一步的必要。」[63]牟宗三指出，現時人文主義的含義之一，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可以充實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道德宗教、民主政治、科學知識三者，是現代人文主義不可或缺的基本內容。三者的協調統一，便可開出現代新儒學所期待的「新外王」，推動儒學的「第三期發展」。

  顯而易見，現代新儒學的文化重構觀，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新儒學的首領們的諸多論說，充分反映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高度肯定。這種肯定，本身便是一種價值認同。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新儒學的旗手和傳人們，要以「返本開新」作為解決中國文化出路的根本途徑。返回傳統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開出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的新局面，這便是新儒學重構中國文化的價值期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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