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儒學的文化重構觀
2024-08-14 17:41:58
作者: 李宗桂
根據以上的文化價值論,現代新儒學的大師們提出了別具一格的文化重構觀。
從總體上看,新儒學大師們的文化重構觀有兩個特點:第一,中西文化各有千秋,應當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但要以中國文化為主體,方能創造現代中國的新文化。第二,中國文化有著內在的不足之處,應當結合當代世界的現實,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予以創造性的轉化。但是,其思想前提是要承認中國文化的一切價值,確認中國文化在本原上沒有任何不足。
唐君毅反覆申論,要重構中國文化,創造能適應時代條件的新文化,應當首先確立一個根基:以中國文化精神為本原。他認為,我們必須「先肯定中國文化之一切價值」,才能談接受西方文化的問題。「在評判中西文化之長短時,吾人之標準,亦不能離開中國思想之根本信念。」[61]唐君毅之所以有這種思路,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有著高度的信心,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深情。他堅信,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永不磨滅,「如人類存在,吾絕不信此價值可被磨滅,而為人所抹殺」。「吾不信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在本原上,有何不足。」
在充分肯定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的同時,唐君毅也「不諱言中國文化之短,以至強調吾人之短,以便改過」。他承認,中國文化歷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因而中國未能實現現代化。他還認為,較之西方文化的長處,中國文化的根本缺點是缺少金字塔和十字架。中國文化精神覆天蓋地,但缺少一座由地達天的金字塔。同時,也缺少能經緯人的精神的十字架。而人無十字架可負,精神就難免收斂而入睡,如矗立之傘不能撐開。因此,有必要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以撐開此傘。他還指出,中國文化的「圓而神」的精神中,缺少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精神。「圓而神」的精神,不偏執於任何文化理想,靈活變通,有其好的一面。但這種變通、不偏執的精神,往往容易受自然生存欲望的牽累,而流於圓滑虛偽。中國社會的偽君子多,苟活者眾,皆與此有關。因此,中國文化必須接受西方文化的「方以智」(執著於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吾人今日必納方於圓,以撐開此傘。或由中國文化精神之圓中,化出方來。」[62]
牟宗三也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內聖可以,但外王不行。這種外王不行的表現,便是缺乏現代民主政治和科學理論。儒家提倡的五倫思想,「對於近代化的國家政治法律之成立是不夠的」。現代民主主張政權在民,人民可以依據制度(憲法)來限制、更替他們的元首。依據憲法產生的元首,有時他可以專權,但他不可能專位。中國君主專制政體綿延兩千年之久,表明君是一個超越的無限體。「須知光以道德教化的形態來限制皇帝是不夠的,光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一層,光是內聖的正心誠意這一層,對於君民之間真正的客觀的政治關係之建立是不夠的。這即表示以前儒者所講的外王是不夠的,有推進一步的必要。」[63]牟宗三指出,現時人文主義的含義之一,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可以充實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道德宗教、民主政治、科學知識三者,是現代人文主義不可或缺的基本內容。三者的協調統一,便可開出現代新儒學所期待的「新外王」,推動儒學的「第三期發展」。
顯而易見,現代新儒學的文化重構觀,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新儒學的首領們的諸多論說,充分反映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高度肯定。這種肯定,本身便是一種價值認同。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新儒學的旗手和傳人們,要以「返本開新」作為解決中國文化出路的根本途徑。返回傳統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開出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的新局面,這便是新儒學重構中國文化的價值期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