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儒學的文化價值觀

  新儒學的文化價值觀，以傳統儒家的心性之學為標的，以排拒歐風美雨的侵襲為己務，以中西文化的交融會通為前瞻，以弘揚民族文化精神、重構中國文化體系為現實目的。

  現代新儒學的首領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面對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困境，自認秉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欲圖使中國文化在當今世界有所發展，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而懷抱著「靈根自植」的理想，發出「悲情的呼聲」，著高文，發宏論，以對治五四以來的「戰國時代」的種種文化弊端，超越「事法界」的時代精神，恢復「理法界」的精神認識。

  面對近代西學東漸以後所出現的傳統價值系統的崩解，唐、牟分析比較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優劣，並由此演繹出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價值論。

  唐君毅指出，中西文化有不同的精神方向。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道德和藝術，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宗教和科學。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中西文化關注的對象不同。中國文化關注的對象是人、社會和被人倫常化和情感化的自然界，因而它是政治的、道德的和藝術的。質言之，是人文主義的。西方文化關注的對象是自然界和人類存在的自然形式，以及對絕對的、普遍的精神的信仰和追求，是純粹客觀的探究，而不會將政治意願和道德情感灌注其中，因而它是科學的、客觀的，頗具宗教情懷的，同時也是冷峻的、無情的。質言之，是自然主義的、科學主義的。

  牟宗三認為，中西文化有著重大的差異和各自的優劣。其差異主要有三。其一，對世界對象的把握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希臘傳統，首先把握「自然」，表現「理智」，因而開出邏輯、數學和科學，這是以「智」為籠罩者，故曰智的系統。中國文化首先把握「生命」，講正德利用厚生以安頓生命，由此點出仁義之心性。這就一方面客觀地開而為禮樂型的教化系統；另一方面主觀地開而為心性之學。這兩方面結合起來，稱做內聖外王，成為道德政治的文化系統，這個系統以「仁」為統攝和實踐的最高原則，故亦曰仁的系統。綜合而言，中國文化又可概括為踐仁的禮樂型的文化系統。

  其二，中西文化的差異，在於二者文化生命的基本精神不同。中國文化是「以理生氣」，西方文化是「以氣盡理」。中國的成聖成賢的心性之學，「是文化生命之靈魂」，可以「引生無盡的未來」[55]。「心性之學最大之作用就是『以理生氣』，此是文化不斷之超越原則，亦是實踐之超越原則。」[56]能奉行「以理生氣」的大道，就能以德行化才、情、氣，潤生護生，不致才窮、情盡、氣竭。而作為道德主體的個人，便會以仁的實現為己任，開出生命之源、價值之源、理想之源。西方文化「以氣盡理」的基本精神，順著人的生命需求辦事，儘量利用其才、情、氣，以創造文化。它不以德性為主，不是內在於心性之中的德性之理，而是外在的事物之理。它雖能生天生地，但終有才窮、情盡、氣竭之時，因而西方文化總是「周期斷滅」，不能像中國文化之悠久無疆。

  其三，中西文化之異，在於二者的主體內容不同。中國文化以人文主義為主體，西方文化以神本和物本為主體。在中國，人文主義徹底透顯，成為領導文化生命前進之骨幹。作為西方文化的主體內容之一的基督教，其精神是神本而非人本。作為西方文化的另一主體內容的希臘傳統，其基本精神是物本。在「這兩個本的夾逼下，把人本悶住了，所以人文主義在西方一直抬不起頭來」[57]。

  

  根據以上理解，牟宗三認為中西文化各有千秋。以儒家心性之學為基礎的踐仁的禮樂型的中國文化，有助於價值領域的開拓和文化生命的承續，但卻缺少西方文化中的科學和民主政治。西方文化在神本和物本中搖擺前進，以氣盡理，憑才、情、氣的運用，而建構了一整套科學系統和民主政治。但它卻因此而缺乏向內安頓自我、調適護衛文化發展機制的功能。因此，中西文化應當互相學習，「諧和統一，相資相補」。

  唐、牟二人關於中西文化差異長短的論說，植根於他們的中國文化精神價值觀。從總體上看，他們充分肯定中國文化具有內在的生命活力，在本原上沒有任何不足，具有發展的無限性。唐君毅反覆申論，中國文化「其價值原白有光芒萬丈，舉世非之而不減，舉世譽之而不增」[58]。中國文化的統緒意識、內在超越精神、實踐理性、融攝精神、天人合德觀念等，[59]都是值得人們珍惜並發揚光大的。這些文化精神價值觀，邏輯地使中國文化成為以德性為基礎的「禮樂文化」。牟宗三認為，中國文化的旨趣、重心以及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在於其道德理想的超越和人文意識的充實。以儒家心性之學為基礎的「道德的理想主義」，是人們的價值意識的來源和根據。只有認同並躬行「道德的理想主義」，才能提升價值意識，才能講文化意識和歷史意識。因此，「在傳統的一切思想學術中，只有儒家的文化系統可以作為我們社會實踐的指導原則」[60]。道德的理想主義的實現，必然包含人文主義的完成。人文主義的基本特徵，是價值觀念的開發。因此，他提出要重視三個方面的「學問」：（1）重視道德宗教的學問，以弘揚「道統」；（2）重視民主政治並促其實現，以繼承「政統」；（3）重視科學知識，以延續「學統」。

  顯然，新儒學所宣揚的中國文化精神價值觀，是以對物慾的超越為基準的。正如牟宗三所說，以儒家「休惕惻隱」之心為心理依據的「道德的理想主義」，一貫反對人心陷於物慾之中，反對「順頂軀殼起念」（王陽明語），反對只憑生理本能生活。這種重視道德理性的指導作用、重視個體修養的價值觀，有其合理之處。更為重要的是，新儒學的文化價值觀，以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為本根，充分肯定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於維護民族文化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有著重要的精神激勵作用。在西方思潮滾滾而來的今天，在傳統價值系統解體、新型價值系統尚未建立起來的時候，新儒學的文化價值觀，對於全盤西化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想，無疑可以起到匡救時弊的作用。當然，新儒學把中國文化的復興，寄託於對儒家心性之學的閒發、弘揚和「創造性轉化」，寄託於用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規整，則未免失之空想。